徐彥剛是1926年入黨的黃埔軍校畢業生，秋收起義時隨毛澤東上井岡山，擔任過袁文才部的軍事教官，袁文才的部隊升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32團後，徐彥剛擔任32團特務連連長。有一天，徐彥剛和幾個人在一起玩牌九賭錢，被連士兵委員會主任吳照明發現，上報到軍士兵委員會主任陳毅那裏。陳毅當即派人把徐彥剛批評了一通，表揚了特務連士兵委員會。徐彥剛在陳毅的開導下承認了錯誤，並請求處分，在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他主動受罰站崗三天。這件事傳開後，“士委會”在部隊中威信大震，使戰士的民主權利得到了保障，讓全體人員在平等的環境下進行溝通和交流。通過這些身邊的真實的事情，普通士兵參與部隊管理的熱情高漲。
老紅軍楊至成曾親身經曆的井岡山鬥爭時期一個俘虜兵的故事，很能說明三大民主對白軍士兵的影響。有個叫曹福海的戰士，原來是國民黨楊池生部的士兵，在永新戰鬥中被紅軍俘虜。時任28團一營四連連長的楊至成動員他參加紅軍。他因受國民黨“紅軍抓到俘虜要剝皮抽筋”的欺騙宣傳影響，說什麽也不肯加入紅軍。結果，按紅軍部隊的規定，領了幾塊銀元的路費放回去了。沒過多久，曹福海在七溪嶺戰鬥中再次被紅軍俘虜，他還是表示不肯當紅軍，於是又領了路費回去。後來，在一次戰鬥中，曹福海竟拉了十四五個白軍士兵帶槍投奔了紅軍，並對楊至成說：“你們紅軍裏官兵平等，不打不罵，誰願在那邊挨打受罵？”曹福海參加紅軍後，戰鬥勇敢，工作積極，很快當了排長。
紅軍中的這一係列民主的政策，不但把紅軍士兵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而且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敵軍。敵軍俘虜會在精神上醒悟出一個真理：紅軍才是真正為窮人打天下的隊伍。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紅軍是兩個世界，雖然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自由和解放。
作為這段曆史的見證人，譚冠三老人回憶說：“士兵委員會對於克服軍閥主義殘餘，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對俘虜兵，起的作用更大。他們來到紅軍部隊後，感覺與白軍中不一樣，覺得很舒暢，心情愉快。同時士兵委員會也教育士兵由不自覺到自覺遵守各種紀律，克服各種錯誤思想。士兵委員會有一定的權力，在平時可以和政治部一起出布告，有些問題解決不了也由士兵委員會來解決。”
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匯報中說：“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民主的威力是巨大的。戰爭年代是這樣，在和平建設時期也要讓它發揮最大作用，這種作用的發揮要靠全體企業家的共同努力。到民主管理開花結果的時候，民主管理就會變成一種流行的時尚。就像毛澤東當年發出，學習“鞍鋼憲法”的“二參一改三結合”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