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詩僧概況
中唐以後，詩僧創作漸為繁榮，其名字常見諸於詩文記載中。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載“江左詩僧”情況曰：“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眾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詩僧剃發易服，棲隱山林，食菜蔬飲清泉，視萬物為虛空，以人生為苦藪，把人生解脫作為旨歸，其生活、思想異於世俗之人。他們以心靈為主體，以超越的眼光去觀照萬事萬物，所得詩情自是與眾不同。對僧詩的特有風格，唐人多評價為清。這種清是僧人獨特的修持方式和思維方式在詩中的顯現，劉禹錫《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中曾曰：“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於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惠而遣辭，故粹然以麗。”劉氏在此敏銳地指出僧詩以清為主的特點，並道出了淵源在於佛教三慧之學的定學。“定”意譯為思維修，是一種精神高度集中，不為外物所擾，專注於一境的精神狀態。詩僧多有禪定經曆，於定中得境，故而悠然以清。唐代僧詩中多有許多對清境的描寫，如靈一詩中極愛用清字：
《溪行即事》：“近夜山更碧，入林溪轉清。”“野岸煙初合，平湖月未生。”
《宜豐新泉》：“每到清宵月，泠泠夢裏聞。”
《送範律師往果州》：“亂峰寒影暮，深澗野流清。”
《春日山齋》：“晴光拆紅萼，流水長青苔。”
《贈別皇甫曾》：“紫苔封井石，綠竹掩紫關。”
《酬陳明府舟中見贈》：“稻花千頃外，蓮葉兩河間。”
孫昌武先生認為靈一“在他不多的存詩之中，多有這樣神清氣爽的佳句，從中透露出他那種抖落塵俗的情思”。靈一的一些詩中確實能做到清新流暢，於清境中藏有生機，但這樣的清暢之作在唐代僧詩中實為少見。他的清妙境界乃是從“中宵自入定”的氣定神閑中得來，整詩雖能得體物之妙，但仍擺脫不了清中之苦、定中之寂。所以《唐才子傳》在讚靈一詩“清暢”之後，同時又指出其詩“刻意聲調，苦心不倦”。至如“濾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仍可見清苦之致。
備受推崇的詩僧皎然，同樣愛用清字，《峴山送崔子向之宣州謁裴使君》曰：“楚思入詩清，晨登峴山情。”《送廣通上人遊江西》曰：“香爐七嶺秀，秋色九江清。”《送李秀才赴婺州招》曰：“猿清獨宿處，木落遠行時。”不獨喜用清字，還用清稱許別人，《答蘇州韋應物郎中》評價韋應物說：“蕩漾學海資，鬱為詩人英。格將寒鬆高，氣與秋江清。”所涉青鬆寒山、清秋落葉、清猿獨宿之景，無一不是充滿著淒苦寂寞之態。
詩僧貫休在詩中也明白無誤地說：“發豈無端白，詩須出世清。”他評李白詩曰：“日角浮紫氣，凜然塵外清。”評孟郊詩曰：“東野子何之，詩人始見詩。清刳霜雪髓，吟動鬼神司。”貫休雖慕太白的清逸超拔，但才力所限，他力圖清逸的詩多被人評為粗豪，其清仍不過是寂寞生活在詩中的反映而已。
齊己詩說：
禪玄無可並，詩妙有何評。五七言中苦，百千年後清。
詩家為政別，清苦日聞新。
冰壓霜壇律格清，三千傳授盡門生。禪心盡入空無跡，詩句閑搜寂有聲。
齊己不獨於詩中直接用“清”字，也喜歡描寫清境，如：“良夜如清晝，幽人在小庭”。“風濤出洞庭，帆影入澄清。何處驚鴻起，孤舟趁月行。”如同其喜用“清苦”一樣，造景皆清幽寂寞。而《荊州新秋病起雜題一十五首·病起見庭竹》中則更多地入於苦僻，詩曰：“病起見庭竹，君應悲我情。何妨甚消瘦，卻稱苦修行。每謝侵床影，時回傍枕聲。秋來見平複，吟繞骨毛輕。”處於此種蕭條境況中的是一位清瘦苦吟的獨行僧。鄭穀贈齊己詩雲：“格清無俗字，思苦有蒼髭。諷味都忘倦，拋琴複舍棋。”所賞乃是詩的清格。稍後的五代孫光憲在《白蓮集序》評齊己：“師趣尚孤潔，詞韻清潤。”孤潔、清潤仍然是清字的翻版。
從以上對僧詩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苦、清寂是僧詩的顯著特色，在這有兩層意思，一是指語言上的刻意精工、苦加錘煉。二是指詩歌境界狹小清寒、冷僻苦澀。唐代文人對唐僧詩的清苦特色有著清楚地認識，劉禹錫的《澈上人文集序》中已逗消息，序曰：“幺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除對皎然、靈澈較許可外，對其他詩僧並不讚賞，但亦無明顯批評之語，多是抱著“同情”的欣賞態度。而入宋以後文人對唐代僧詩的清苦風格則大加鞭撻。宋代文人對以貫休、皎然、齊己為中心的中晚唐詩僧的藝術成就，曆來評價不高，宋人葉適對唐代詩僧多有微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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