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為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但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
明確地批評唐僧詩清苦的是宋人範晞文，其《對床夜語》卷五中曰：
唐僧詩，除皎然、靈澈三兩輩外，餘者率皆衰敗不可救，蓋氣宇不宏而見聞不廣也。今擇其稍勝者數聯於後。清塞雲：“叢桑山店迥，孤燭海船深。”“寒扉關雨氣，風葉隱鍾音。”“饑鼠緣危壁，寒狸出壞墳。”齊己雲：“隻有照壁月，更無吹葉風。”“湘水瀉秋碧，古風吹太清。”貫休雲：“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壑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子蘭雲：“疏鍾搖雨腳，積水浸雲容。”懷浦雲：“月沒棲禽動，霜晴凍葉飛。”亦足以見其清苦之致。
範晞文所列詩句乃屬氣格較高者，但清苦衰颯之狀已難以掩蓋，並且範氏把種清苦詩風與詩僧的“氣宇不宏，見聞不廣”聯係到一起。這實際上與前麵提到的詩境格局的促狹是同一個問題，也正是唐僧詩的凡陋、衰敗所在。《〈白蓮集〉提要》中對唐代僧詩有一段總結性評論：
唐代緇流能詩者眾，其有集傳於今者，惟皎然、貫休及齊己。皎然清而弱；貫休豪而粗；齊己七言律詩不出當時之習，其七言古詩以盧仝、馬異之體縮為短章，詰屈聱牙，尤不足取。惟五言律詩居全集十分之六，雖頗沿武功（姚合）一派，而風格獨遒，如《劍客》、《聽琴》、《祝融峰》諸篇，獨有大曆以還遺意。
應該說這個評價是比較合乎實際的。唐代僧詩多沿姚武功一派，篇章短小，語言艱澀，風格卑弱。甚至其中的代表如皎然輩也是“清而弱”。《提要》對齊己部分五律詩句較為讚賞，稱為“風格獨遒”，這也正從反麵說明大部分僧詩的風格不具備遒勁之風，也正是《提要》評皎然時所說的“清而弱”所在，由太清而導致的風格孱弱正是批評的焦點，這也正是宋代以來對宋初以九僧為首的僧詩的批評之處。北宋中期以來，儒學複興，宋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精神空前高漲。而以九僧為代表的晚唐體詩風，不關風化，刻意琢磨，清寒淒苦，對此範仲淹批評為“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範仲淹對九僧詩含愁苦之音的批評主要還是著眼於政教，而同時代的歐陽修《六一詩話》所載的許洞難九僧之事，則是從藝術上道出了九僧詩的格局褊狹之病，格局的促狹反映在詩風上就形成清寂，因為詩中所用詩料不出山、水、風、雲、僧、琴、茶、酒等物事。歐公門生蘇軾對唐代僧詩多有不屑，他說：
仆嚐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敝，故使此二僧為雄強。
蘇軾雖未明言批評之處何在，但從對蜀僧演幾“老於吟詠，精敏豪放”的評語中不難看出他欣賞豪放，而不喜清寂。清寂、清苦當是坡公批評貫休、齊己二僧詩的應有之義。北宋文人對僧詩清苦之風的批評甚至影響到北宋詩僧對僧詩的品評上。北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題權巽中詩》：“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餘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耳。”《冷齋夜話》卷六評僧景淳詩：“桂林僧景淳，工為五言詩，詩規模清寒，其淵源出於島、可。”他所欣賞的詩是如李白似的語帶煙霞，春含草樹，在《中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中曰：“可上人語迅快，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那種疲盡精力而吟成的苦詩在惠洪看來是不足貴的，他所看重的詩文應是自然而成，一揮而就，如“風行水上，渙然成文”。
由宋人引發的對僧詩清苦的批評影響深遠，這一評價奠定了宋代文人對北宋僧詩的評價，還影響到後人對北宋僧詩的品評，甚至影響到後人對所有僧詩的評價上。如馮舒評九僧詩：“此諸大德，大抵以清緊為主，而益以佳句，神韻孤遠，斤兩略輕。”方回評九僧曰：“凡此九人詩，皆學賈島、周賀，清苦工密。”許印芳曰：“其詩專工寫景，又專工磨煉中四句，於起結不大留意，純是晚唐習徑，而要柢淺薄，門戶狹小。”紀曉嵐一針見血地指出：“九僧詩大段相似，少變化耳。”此語可謂切中其病。九僧在作詩上大都注重中間兩聯的鍛煉，忽視起結。這種先煉腹聯再裝首尾的做法往往造成通篇的不連貫。其他僧詩也大略如此。如紀昀評北宋清順詩“格意殊為卑弱”。這與僧詩題材不廣，語言單一，境界平淡等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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