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唐宋以來，禪宗最為興盛。北宋中葉以後，禪悅風氣甚濃，士大夫的禪學水平空前提高，對佛經禪學的意旨多有發明，士大夫為佛經作注疏以及為禪師語錄作序遂成為一時風尚。如王維、柳宗元曾撰六祖大師慧能碑銘；王安石著《維摩詰經注》三卷，《楞嚴經解》十卷，又著《華嚴經解》；黃庭堅為翠岩可真、雲居元佑、大溈慕喆、翠岩文悅、福州西禪暹老諸禪師作序。張商英對佛禪更是深有研究，不僅從兜率悅禪師參禪，為禪門大德語錄作序，而且撰寫《護法論》、《金剛經四十二分說》、《法華經合論》等。士大夫的禪學水平也受到禪師們的高度評價，如惠洪稱讚王安石的《楞嚴經解》：“其文簡而肆，略諸師之詳，而詳諸師之略，非識妙者莫能窺也”；惠洪作《智證傳》、《僧寶傳》，屢引蘇、黃之說與佛經禪籍相印證，如引蘇軾《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證《金剛般若經》，引《宸奎閣碑》作《僧寶傳》中的《大覺懷璉》傳，引黃庭堅《黃龍心禪師塔銘》作《僧寶傳》中的《黃龍寶覺禪師》傳。一些士大夫所作禪師語錄序，也頗為叢林稱道，釋道融稱：“本朝士大夫與當代尊宿撰語錄序，語句斬絕者，無出山穀（黃庭堅）、無為（楊傑）、無盡（張商英）三大老。”尤其是張商英的禪學，更受到禪門學者的推許，被稱為“相公禪”，以至於竟有禪門長老承嗣張商英開堂說法。
文士精通禪學，釋子吟詠詩歌，因此文士叩見詩僧、詩僧謁見文士成為宋代一大風景。文士希望得名僧印可，如“本朝富鄭公弼，問道於投子頤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並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為之於白雲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底，非苟然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詩僧因名士汲引以名揚天下，如“林和靖之於天台長吉，宋文安之於淩雲惟則，歐陽文忠公之於孤山惠勤，石曼卿之於東都秘演，蘇翰林之於西湖道潛，徐師川之於廬山祖可，蓋不可殫記”。
那麽他們契合的紐帶是什麽？湯用彤先生指出中國古代士大夫與僧人交往，主要有三種動機：談名理、切磋詩文、信奉佛理。“蓋魏晉六朝，天下紛崩，學士文人，竟尚清談，多趨遁世，崇尚釋教，不為士人所鄙，而其與僧徒遊者，雖不無因果福利之想，然究多以談名理相過從。及至李唐奠定宇內，帝王名臣以治世為務，輕出世之法。而取其士，五經禮法為必修，文辭詩章為要事。科舉之製，遂養成天下重孔教文學，輕釋氏名理之風，學者遂至不讀非聖之文。故士大夫變六朝習尚，其與僧人遊者，益多交在詩文之相投，而非在玄理之契合。文人學士如王維、白居易、梁肅等真正奉佛且深切體佛者，為數益少。”北宋士大夫與僧人交遊多是緣於詩文、詩僧人格及士大夫照破生死的需要。詳而述之如下：
一、詩文之因緣
唐姚合《送無可往越州》中有“共師文字有因緣”之語，點明文人與詩僧交往之一端乃緣於文字。宋代科舉雖然罷黜詩賦，但詩歌的創造遠遠超過唐代，幾乎所有的僧人都有詩歌作品。詩歌成為名士與名僧交往的媒介。如佛印禪師與東坡兄弟：
平居（佛印）與東坡昆仲過從，必以詩頌為禪悅之樂。住金山時，蘇黃門子由欲謁之，而先寄以頌曰：“粗砂施佛佛欣受，怖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佛印即酬以偈雲：“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亦喜歡。”然蘇黃門、佛印以斯道為際見之歡，視老杜、讚公來往，風流則有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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