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僧與僧詩
“詩僧”一詞大約出現在中唐時期，釋皎然詩文中兩次言及“詩僧”，一處見《答權從事德輿書》中，曰：“靈澈上人，足下素識，其文章挺拔瑰奇，自齊梁以來，詩僧未見其偶。”另一處見《酬別襄陽詩僧少微》詩題中。白居易《愛詠詩》詩中也出現了“詩僧”這一稱謂，詩曰：“辭章諷詠成千首，心行歸依向一乘。坐倚繩床閑自念，前生應是一詩僧。”姚合《寄無可上人》曰：“十二門中寺，詩僧寺獨幽。”賈島《送陝府王建司馬》詩中也出現“詩僧”之稱。晚唐以後“詩僧”的稱呼就非常普遍了，如司空圖《狂題十八首》、齊己《潯陽道中作》、許渾《寄天鄉寺仲儀上人富春孫處士》、鄭穀《題興善寺》等詩中均有“詩僧”的稱法。齊己《勉詩僧》、《逢詩僧》，杜荀鶴《秋宿詩僧雲英房因贈》，司空圖《寄贈詩僧秀公》，鄭穀《寄題詩僧秀公》等詩的詩題中也有“詩僧”之稱。“詩僧”這一稱謂雖然出現在中唐，但其起源卻遠早於此。一般認為詩僧濫觴於東晉，王夫之《薑齋詩話》中即稱衲子詩源自東晉，這一說法大體有據可查。僧人中較早寫詩的當屬康僧淵，《高僧傳》載他“本西域人，生於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康僧淵主要活動於晉成帝之時，其活動年代早於支遁，善於詠俗書來述說經義，開僧侶作詩之先河。道宣《廣弘明集》卷三十載有他的《代答張君祖》與《又答張君祖》二詩，尤其是後一首詩摹寫山水，寄寓情誌，具有較強的詩味。不過康僧淵留下的詩作極少，其名聲亦遠不如稍後的支遁。支遁號道林，與名士往來密切，並且具有詩才，《世說新語·文學篇》稱他“才藻新奇，花爛映發”。《高僧傳》載支遁“凡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這些評語絕非過譽之詞。明代釋正勉輯的《古今禪藻集》卷一首列支遁，並錄其詩二十三首，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慧遠之作。沈曾植《與金潛盧太守論詩書》說：“康樂總山水、莊老之大成，開其先支道林。”東晉以後作詩的僧人漸多，至唐則蔚為大觀。辛文房指出：“自齊、梁以來，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遒、惠休、寶月之儔，馳驟文苑，沉淫藻思，奇章偉什，綺錯星陳，不為寡矣。……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風再作。”
由以上的追溯可以看出，“詩僧”的名號雖出現在中唐，但詩僧之源卻可上溯到東晉，康僧淵、支遁、慧遠等成為中國第一批詩僧。孫昌武先生認為詩僧是“專業”寫詩之僧人，是“披著袈裟的詩人”。這一定義頗有道理，但似乎過於嚴格，許多僧人雖作詩，但並非專業寫詩，多是禪餘而作。針對這一提法的過嚴，近來有學者甚至認為詩僧還應包括居士或居士詩人。這一提法又失之過寬。筆者認為，詩僧絕大部分並非專業寫詩、以作詩為務，寫詩隻是他們的禪餘之事；但同時又絕不應忽略詩僧的特定身份，四庫館臣在界定詩僧時已經注意到釋子身份這一條件，甚至更嚴格地將那些出家後又自願“返初服”的會作詩的僧人，排除在詩僧之外，如《唐四僧詩》提要曰：“清塞即周樸，其人後返初服，不應列為四僧。”簡而言之，詩僧應是有意或無意創作詩歌的僧人。詩僧作為個體的出現可追溯到東晉，但詩僧作為特殊階層的出現則成於中唐。
二、僧人與詩歌
僧人有其特殊的生活環境、精神境界、寫作傳統等等，因而僧詩也形成一定特點，對於詩歌的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把佛禪的內容引入詩歌。餘嘉錫先生曾指出：“支遁始有讚佛詠懷諸詩，慧遠遂撰念佛三昧之集。”這是說支遁、慧遠首開以佛禪入詩的風氣。首先引佛入詩並產生重大影響的，支遁可謂第一人，今存有大量“讚佛詠懷”，如《四月八日讚佛詩》、《詠八日詩三首》、《八關齋詩三首》、《五月長齋詩》、《詠大德》、《詠禪思道人詩》等作品。支遁在作風、韻味上都十分接近當時的文人，《世說新語》中記載了他的許多清談逸事，《世說新語·言語》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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