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竺國語與中國語言不同，外文的佛典翻譯成中文必然會受到一些限製，有時會綴華語而賦新義，如“真如”、“無明”、“法界”、“眾生”、“因緣”等；另一方麵外文有自己的語法詞匯，為了忠實於原文，並且中文裏麵也找不到相對應的詞，不得不保留一些異於中文的風格，或存梵音而用其音譯，如“般若”、“瑜伽”、“禪那”、“刹那”等。漢魏六朝佛典翻譯中吸收和創造了大量佛教詞匯，為中國國語係統中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也使翻譯經典呈現出不同於中土的風格。從語法上看，梁啟超先生指出：
吾輩讀佛典，無論何人，初展卷必生一異感，覺其文體與他書迥然殊異。其最顯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謙流之譯本）；（二）既不用駢文家之綺詞儷句，亦不采用古文家之繩墨格調；（三）倒裝句法極多；（四）提契句法極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釋語；（六）多複牒前文語；（七）有連綴十餘字乃至數十字而成之名詞——一名詞中，含形容格的名詞無數；（八）同格的詞語，鋪排敘列，動至數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詩歌交錯；（十）其詩歌之譯本為無韻的。質言之，則外來語調之色彩甚濃厚，若與吾輩本來之“文學眼”不相習，而尋玩稍近，自感一種調和之美。
佛典翻譯為中文，要求多數人能夠理解，這就不能不通俗，因而不宜於完全用典雅的古文或藻麗的駢體文寫。再一方麵，佛教教義主要是要取得上層人士的接受和重視，因此譯文又不能過於通俗，又要適當采用當時雅語的表達方式。這樣，佛典就創造出一種雅俗之間的、調和中外的，既平實簡練又“有天然西域之語趣”的特殊風格。而此種風格的形成實有賴於羅什及其門下諸人之功。六朝時期的漢譯佛典，為數眾多，單就藝術形式而言，其對六朝詩歌、誌怪小說應該是有一定程度的刺激及影響。茲將六朝漢譯偈頌佛典的文學手法概括為以下幾種：
一、特殊句式的開展
（一）齊散結合的新形態
漢譯偈頌可概分為“祇夜”與“伽陀”，祇夜是以韻語的性質重複宣說長行所言之教義，稱之為重頌。長行為散文，祇夜為韻文，二者可說是一整體，這種齊散結合的形式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說是首開先例，不僅豐富了既有的文體結構，亦影響了後代文學。此類齊散結合的形式，於六朝的漢譯佛經中，數量眾多，茲舉二例於下，以見一斑。
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中，有一段經文述說舍利弗請求佛陀開示甚深微妙法之經過，經文中先以長行敘述其事，其後之偈頌複重宣其內容含義，如：
爾時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願說之，今此會中，如我等比百千萬億，世世已曾從佛受化，如此人等必能敬信，長夜安隱多所饒益。”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上兩足尊，願說第一法，我為佛長子，唯垂分別說，是會無量眾，能敬信此法，佛已曾世世，教化如是等，皆一心合掌，欲聽受佛語，我等千二百，及餘求佛者，願為此眾故，唯垂分別說，是等聞此法，則生大歡喜。
由上例可看到偈頌的內容是對長行內容的重複，偈頌等於是重宣長行的含義；長行部分是以散文出之，而偈頌部分就明顯地是采用齊言的詩歌形式，但這種齊言的部分並未押韻，所以，它和真正的詩歌又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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