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任何宗教一樣，在產生之初，麵臨傳教布道的問題。為了聚集更多的信眾，佛陀及其繼承者在傳法布道上往往用精美的語言、生動的故事來吸引民眾。佛陀從鹿野苑初次傳法開始，采取的是口頭布教的形式，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他身後。在傳教過程中文學性的語言不僅有利於吸引信眾，也有利於布道者記憶佛法。

    一、翻譯事業的開始

    佛典輸入前中國古代也有翻譯：一為以今翻古，一為以內翻外。以今翻古即以現在的語言去翻譯古書中的語言，如太史公《史記》之譯《尚書》；以內翻外者即以華語翻譯異族之語，典型者如劉向《說苑·善說篇》所載鄂君譯《越人歌》。越語原文如下：

    濫兮汴草濫予？昌桓澤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逾滲。惿隨河湖。

    譯為楚言如下文：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佛教文學的興起肇始於佛經之翻譯，這是中世紀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自從有了翻譯之經典，佛教與文學便結下了不解之緣，佛經以它精美的語言、奇特的想象吸引了中國文人，使佛教的影響滲透到中土文學創製中。佛教文學輸入以後，中土文學在音韻上、故事題材上、典故成語上，多多少少的都受到佛教文學的影響。

    中國最早的翻譯事業的開始，究竟起於何時，我們已難以確切知道，這一點和佛教初傳中國的情形頗為相似。有關這一點，已在上一章中述及，此不贅述。學界有人以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圖經》為真，認為這是中國人最早接觸佛典之始，即使此事屬實，但此期尚處於口授階段，未見有譯本。漢明帝永平八年（65）答楚王英詔裏，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門”三個外來的名詞，可見當時佛教的典籍已為人所知，但有無佛經譯出還不得而知。另有學者以相傳永平十年（67）攝摩騰、竺法蘭所譯《四十二章經》為中國佛經翻譯之始，但《四十二章經》隻是編集佛教的精語格言，並不是翻譯的書；其句法全學《老子》及《孝經》，隻是一種提要式的譯述；其文體也總是犧牲外來文學的特色以遷就本土的習慣。考其譯語，不似東漢時所譯，而且該經在《出三藏記集》及《綜理眾經目錄》中均不見記載，恐本經乃是出於東晉時代的一部偽經，因此也不宜將它作為佛經翻譯的開始。

    可考的最早譯者為漢末桓靈時代（公元147年以後）的安世高、支讖、安玄、康巨、嚴佛調等。晚漢以後有竺法護、釋道安、鳩摩羅什等。下文將逐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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