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典翻譯的代表及譯文風格
佛典翻譯的代表首推安世高。安為安息（伊朗）人，本名清，為安息太子。後漢桓帝建和初年由安息輾轉至洛陽，譯《安般守意經》等。安世高的漢譯佛典，貴本尚質，他很純粹地譯述出他所專精的一切，能將原本意義比較正確地傳達出來，在翻譯術語的過程中他常用中國固有的概念去比附，如以“無”譯“空”，以“無為”譯“涅槃”，這是早期佛教依附於道教在佛典翻譯中的反映。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稱安譯：“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然而不倦焉。”安譯比較重視原文，有些地方為順從原本結構，不免重複、顛倒；而術語的創作也有些意義不夠清楚（如“受”譯為“痛”，“正命”譯為“直業治”等）之病。但總的說來，比較偏於直譯，措辭恰當，“道而不煩，全本巧妙”（道安）。當代著名佛教學者呂澂先生推崇安世高為“佛經漢譯的創始人”，郭朋先生則說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譯師”。安世高譯文與佛教文學有關的《轉法輪經》，敘述佛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度化曾伴隨自己的五個人的故事，這個故事後來成為以後《佛本行經》裏的一個重要篇章，它是中國第一次接觸到佛的文學故事。
支讖為月支人，後漢靈帝間譯出《道行般若經》等十餘部經典。支譯的特點是力求保存原意，許多地方多用音譯，“審得本旨，了不加飾”。支敏度稱“凡所出經，類多深義，貴尚實中，不存文飾”。譯文雖有滯澀感，“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
此外支曜、康巨也於此時來到洛陽，宣傳佛教，所譯皆小品，譯文特點也是棄文存質，這應該是漢時翻譯經典的整體情形。蓋此時佛教初入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學尚未深刻交匯，外來僧人精通華語者亦少，故所譯少修飾，尚質樸。
到了三國的時候，主要的譯者有支謙、康僧會、維隻難、竺將炎等，仍皆是外國人。維隻難是天竺人，黃初三年（222）到武昌，與竺將炎合譯《曇缽經》（今名《法句經》），用四言、五言的詩體，來裝載新輸入的辭藻，像“假令盡壽命，勤事天下神，象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帶給當時詩壇一種清新的哲理詩的空氣。《高僧傳》卷一稱其：“未善漢言，頗有不盡。誌存義本，辭近樸質。”
康僧會是吳國著名的佛教徒，也於赤烏十年（247）來到建業，孫權為他建造了建初寺，他譯了《六度集經》和《舊雜譬喻經》。這兩本經中故事較多，文學性較強，如《六度集經》中的很多故事流傳很廣，對後來的文人創製影響巨大，其中的“瞎子摸象”故事，就被蘇東坡演繹為著名的《日喻說》，生發出“扣盤捫燭”之典故；《舊雜譬喻經》中也有很多譬喻故事，其中的“多智王佯狂免禍”就被劉宋時的袁粲改編為《妙德先生傳》。三國眾多譯家中支謙譯經甚多，影響很大，其中以《阿彌陀經》、《維摩詰經》、《法句經》、《瑞應本起經》為最重要。支謙，月支人，支讖再傳弟子，漢獻帝末避亂入吳，精通華梵，故所譯殊鮮“格格不入”之弊。他反對前人譯經過於質樸的風格，主張文質調和，暢達經意，開創了一代新的譯風。首創會譯之法，對後代譯事產生了一定影響。《高僧傳》稱：“謙辭旨文雅，曲得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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