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性的內戰不論哪一天爆發，我們都要準備好。早一點，明天早上就打吧，我們也在準備著。這是第一條。現在的國際國內形勢，有可能把內戰暫時限製在局部範圍，內戰可能暫時是若幹地方性的戰爭。這是第二條。第一條我們準備著，第二條是早已如此。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有了準備，就能恰當地應付各種複雜的局麵。
“備戰、備荒、為人民”使中國在三年自然災害、美帝國主義的封鎖、蘇聯政府的背信棄義等重重困難中走了出來。毛澤東的高瞻遠矚、英明決策，結合中華文化中固有的憂患意識，使新生的共和國渡過了經濟危機，走上了健康發展之路。有憂，才需防患，真正把憂患意識滲透於企業管理，才能夠“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才能夠在競爭中獲得主動和優勢，走向成功的峰巔。憂患意識可以使人告別盲目樂觀；缺乏憂患意識，則會把人引入被動的泥潭。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毛澤東告誡說：“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鬆對於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報複陰謀的警惕性，誰要是放鬆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處於被動的地位。”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要準備應付突然事變。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強調：“要準備打仗。無論哪一年，我們要準備打仗。人家就問了：他不來怎麽辦呢？不管他來不來，我們應該準備。”
1964年5月之後，由於蘇、美加緊了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中共中央做出決定，對我國國民經濟做一次重大的區域性布局調整，對東部（“一線”）和中部（“二線”）經濟建設項目實行“停”、“壓”、“搬”、“幫”，重點開發和建設西部（“三線”、“戰略後方”）。對這一戰略方針，毛澤東用“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加以概括。他說：“第一是戰備，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依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於擴大再生產著想。”這個口號後來多與“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連在一起使用，成為冷戰時期我國國際戰略防禦構思的總概括。
1965年8月14日，周恩來在接見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議全體同誌時指出，隻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危險就存在，我們就要設想，戰爭到一定時期要爆發，即使緩和下來，還有可能再爆發，因此，我們要有備戰的思想和行動。備戰是長期的，是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主要思想，要經常研究戰備，並且付諸行動，使之實施，不能光是空想。
1966年1月16日，周恩來在全軍政工會議上又說，世界上隻要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就要有備戰思想，有階級鬥爭存在，就要有武裝鬥爭的思想，所以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戰備思想是我們的戰略思想，不是一個暫時的政策，不是一年兩年的政策，也許我們終生都要具備這個思想。
戰爭準備的基點應放在哪裏？毛澤東戰備思想的一貫原則是，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也就是說，要從最困難的情況著想，從最壞的估計出發。戰爭年代是這樣，和平建設時期也是這樣。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多次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還是要搞一個保險係數，如果不想到那個極點，你就睡不著覺。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後來，他又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