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紅軍一、四方麵軍在夾金山下的懋功會師。會師時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麵軍有8萬多人，而黨中央所在的紅一方麵軍經過無數次的艱苦作戰，隻剩下1萬多人。張國燾自恃兵多，竟向黨中央伸手要權。

在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口頭上同意黨中央北上川陝甘的方針，會後卻處處刁難中央，借以要挾。在取得紅軍總政委的職位後，仍暗中醞釀南下川康。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密電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麵軍領導人：“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密謀以武力挾持黨中央。黨中央得到這個消息後於9月9日當晚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連夜率紅一、三軍團迅速脫離險區，立即北上。在紅三軍團的保護下，黨中央連夜沿包座河北上，翻越崇山峻嶺、原始森林，於9月11日到達甘肅迭部縣的俄界，脫離了險境。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的卓木碉另立“中央”；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誌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的這種行為無異於自絕於黨和中國革命；1936年10月9日，紅二方麵軍、紅四方麵軍在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麵軍會師，宣告了張國燾分裂企圖的最終破產；1937年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國燾作了檢討；1938年4月4日，張國燾叛變革命，投奔國民黨，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開除其黨籍。

毛澤東與張國燾同是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代表，在複雜的革命鬥爭環境中，二人在對待黨與槍的關係問題上持有不同的態度，這反映了忠誠於黨的事業與投機革命的區別。張國燾無視黨的指揮，隨意利用兵權甚至以兵壓黨，這樣的違背黨的無政府主義的行為是革命戰爭中決不允許出現的。曆史實踐證明：黨指揮槍，軍隊無往不前；槍指揮黨，軍隊走投無路。隻有堅持“黨指揮槍”這一人民軍隊管理的根本原則，人民軍隊才能在革命戰爭中獲得輝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