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的最高領導權落在戈爾巴喬夫手裏後，由於沒有有效的民主監督製度製約，他利用專權的手段，以宗派主義的形式組織背叛社會主義的幫派領導班子。這正如曾經擔任《真理報》總編輯的阿法納西耶夫所說的：“在發表有關民主的無數談話的同時，實際上有關誰應得到哪一職務、誰應坐上哪把交椅，全是由戈爾巴喬夫個人決定的。”他可以不與聯盟院商量，也不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商量，就擅自提議亞納耶夫為副總統候選人。當仍然沒有被通過時，戈爾巴喬夫竟然運用權力，強行進行第二次投票，使他當選。這種專橫的組織權力，在黨內起到了消滅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強化背叛的力量的作用。黨的組織權力在戈爾巴喬夫手裏完全成了專橫跋扈的私人權力。這樣，組織權力的濫用就不可避免了。
蘇共發生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這是長期存在的黨內缺少民主監督的必然後果。戈爾巴喬夫的發跡和攫取最高權力，就是在這種體製下完成的。1978年11月，戈爾巴喬夫第一次當選為中央書記就是總書記勃列日涅夫一人指定的，因為勃列日涅夫覺得戈爾巴喬夫是他的人。這種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是缺少監督的產物。當時的契爾年科是這樣向戈爾巴喬夫傳達的：“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的出發點是，你站在他的一邊，對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這個。”至於全會選舉的民主程序，簡直就是輕鬆地走過場。正像戈爾巴喬夫自己描寫的那樣：“一上來就是組織問題。勃列日涅夫最先提出選舉中央書記，點到我的名字，三言兩語講了我的情況。我站了起來。沒有問題。一致通過。”會上包括任免政治局委員的事項，都是“整個程序隻用了很短的時間，沒有發言，沒有提問，也沒有反對意見”。這表明，在選擇黨的高層重要領導人的過程中，整個黨的中央機構沒有絲毫的監督作用。看來，在蘇共內部的機製中，隻要投靠、爭取“一把手”的信任和欣賞，就能夠得到提拔和重用。這是蘇共幹部提拔的主要機製。正是在這種體製下，戈爾巴喬夫成為總書記。也正是在這種體製下，戈爾巴喬夫不斷利用過分集中而沒有受監督的總書記的權力，推進了毀滅黨的進程。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按照是否支持他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標準，采取組織手段大量換人。他竟然更換了70%的領導幹部，同時把雅列夫科夫那樣的一心想搞垮社會主義製度的人物提拔到中央領導核心的地位。
前蘇聯垮台後兩年，原前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中的11個國家的首領都是以前蘇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其中5人曾是前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委員。這對於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提拔到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上來的人物的政治立場狀況，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注解。
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戈爾巴喬夫為了掃除阻礙他推行背叛路線的力量，動用了黨的集權的力量。為了防止黨內指責他為“修正主義”，他這樣策劃：“要避免這類威脅，隻有一條出路：利用中央委員會的威信。按照黨內存在的一貫存在的傳統，中央委員會事實上是一個集全部權力於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何決定，僅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屆代表大會的各種方針而已。”這樣的機製，不但不能發揚黨內民主，實際上成為壓製和打擊黨內民主力量的工具。
3.蘇共對利用權力攫取財富行為的失控
蘇共的一些上層特權人物，長期以來就利用改革形成的空隙，攫取公有財產。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他們更是如魚得水，瘋狂侵吞國家公共資產。這是從根本上破壞社會主義政權和製度的手段，是無產階級政黨徹底變質的結果，也是無產階級政黨變質的經濟基礎。
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教授大衛·科茲在華期間的演講和他的專著《自上而下的革命》，對前蘇聯的分析具有獨到的見解。他從前蘇聯劇變前後某些人物的起落分析中，得出了前蘇聯是被蘇共上層既得利益集團推翻的結論。他認為，蘇共領導層中大部分人之所以會轉而支持資本主義製度，帶頭毀滅社會主義製度，不是偶然的。到了80年代的時候，前蘇聯領導層中的絕大部分人，開始隻對物質利益感興趣。當戈爾巴喬夫開始公開進行關於政治體製爭論的時候，這些人也立刻變得非常公開了。這些人在前蘇聯體製之內，可以說是享有相當多的特權的，而恰恰也是因為社會主義的這種體製和社會主義本質，使得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限製。他們不能夠積累大量的財富，不能合法地把這些財富轉移給他們的子孫。他們意識到，如果前蘇聯僅僅是進行社會主義體製改革，他們的這種特權就會受到更多的影響。如果前蘇聯轉向資本主義體製，那他們就會成為資產階級，成為前蘇聯極有價值的國有資產真正的擁有者，並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大衛·科茲的這個分析，既揭示了以權攫取財富的失控的後果，也揭示了他們使自己盜竊財產“合法化”的進程。國家公共財產的變質，必然形成毀滅社會主義製度的物質力量。這個力量成為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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