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1990年召開的二月全會對即將提交蘇共二十八大的新綱領《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進行討論。在這次全會上，許多中央委員對這一綱領提出尖銳的質疑和批判。這些批判涉及了黨的性質、共產主義目標和理想、改革方向、私有製等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盡管在形式上這些重大問題經過了辯論，各種意見都得到了發表，但是，在戈爾巴喬夫的主持下，凡是對他的錯誤理論和背叛行為不利的意見，他都不引導做出結論，隻有在對他的錯誤理論有利的時候，他才引導做出結論。這是十分專橫的做法，它踐踏了黨內民主，壓製了黨內的健康力量，它利用黨的集中權力，把黨推向毀滅。蘇共1990年的二月全會完成了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大背叛。蘇共二十八大則在形式上徹底完成二月全會以來的背叛程序。

    戈爾巴喬夫在談到蘇共二十八大的所謂“意義”時說：“這是同布爾什維主義的決裂，也是蘇共改革大業中意義重大的第一步。”他的這一自我暴露，值得曾經善意分析戈爾巴喬夫所謂“改革”動機的人們反思。二十八大的“意義”確實就是背叛，就是“同布爾什維主義的決裂”。

    蘇共在理論上的重大失誤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也是致命的。從80年代起，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就出現了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現象。有些國家的執政黨對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采取了十分輕浮的態度。有些隻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名聲”不好，就不再想保持無產階級專政了。所謂“名聲不好”，無非是有人、特別是蘇共的不肖子孫擴大宣傳斯大林的錯誤，人為地妖魔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今天看來，這確實是一個極大的理論失誤。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他十分輕鬆地說，“我們可以絲毫不用害怕犯錯誤地說，無產階級專政已經不適合我們今天的情況。”盡管齊奧塞斯庫在其他政治方麵沒有動搖，但長期的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拋棄，必然導致自己垮台的悲劇結局。

    當然，蘇共及其領導人在理論上失誤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上層領導人的理論修養不夠，不懂馬克思主義，以至於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還要追求虛假的吹捧，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從製度上看，黨內對重大理論的改變沒有真正的民主監督機製，某些最高執政者實際上壟斷了對理論的解釋權力。這樣，一旦出現方向性的錯誤，就會不可節製地滾入深淵。在理論上缺修養，沒能力，不慎重，再加上沒有發揚決策上的黨內民主，這就是造成蘇東悲劇的思想理論原因。

    2.蘇共組織權力的失控

    自從斯大林逝世以後，蘇共曆屆最高領導人都是利用組織大權，在黨內搞黨同伐異，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搞“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靠大量撤換黨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高級幹部，完成自己的演變曆程的，比如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自從戈爾巴喬夫得到黨的總書記職務，他沿襲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的傳統，利用組織權力，開始為取消社會主義製度進行組織上的準備。雖然在黨的政治局內也有不同意見發表，但是結果始終是不能挽回局麵，無可奈何花落去。看來，由一個什麽樣的人擔任黨的最高職務，組成一個什麽樣的決策集團，也就是最高的權力掌握在什麽人手裏，關係重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黨的監督權力失控，局麵就不好收拾了。

    1953年上台的赫魯曉夫，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處決了黨內7名重要領

    導人，免去了馬林科夫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重新任命了11位元帥，重新更換和任命了部長會議主席、國防部長、主席團成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他通過這樣的組織手段，建立了不正常的個人威信，消滅了黨內的不同意見，實際上形成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恐怖氛圍。這樣，黨的民主集中製和民主監督就無法得到貫徹，這就必然出現組織權力的失控。

    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利用組織手段，把十九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清洗了47%，把十九大選出的35名主席團成員清洗掉21名。翌年2月，又把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謝皮洛夫打成“反黨集團”，解除了他們的領導職務。不僅如此，赫魯曉夫還顛倒黑白，利用中央全會的《決議》給馬林科夫等人扣的帽子竟然是“反對民主集中製”。可悲的是，這樣的決議，卻得到包括被處理的人在內的黨中央委員的“一致通過”，隻有莫洛托夫一人投了“棄權”票。到了1958年，這個被斥責為“卑鄙的集團”的所謂“反黨集團”的成員係列，又加入了原主席團成員布爾加寧。1960年，同樣的命運又落到主席團成員伏羅希洛夫身上。在大力推行錯誤主張時，赫魯曉夫提出的“名言”就是：“如果你執行不了，就請你讓位給別人。”這是一個典型的破壞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宗派主義口號。誰不執行赫魯曉夫的錯誤主張，誰就要被撤職。1960-1961年被赫魯曉夫解除了地方各省第一書記職務的達11人，這些人同時都被開除出黨；被解除中央主席團成員職務的6人。這樣，凡是不同意赫魯曉夫的政治見解和政治傾向的人，都被打下去，凡是吹捧他的人都被提拔到重要領導崗位上來。這造成了無窮無盡的組織處理事件，黨內的健康力量被徹底摧毀和清理，錯誤的政治方向沒有足夠的力量去糾正。正因如此，赫魯曉夫才能在後來幾年的時間裏把黨、政、軍最高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為所欲為。他的“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的錯誤理論，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推行起來的。當然，赫魯曉夫也逃脫不了曆史的辯證法，由他經過類似政變式的手段進行清洗而組成的新領導班子，在他走到極端的時候，也采取了類似的手段，把他轟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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