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當時的蘇共赫魯曉夫等人祈求人道主義的幫助。1963年10月召開的科學院主席團會議，提出“人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1964年1月，蘇共中央意識形態委員會提出，“確立我們的意識形態——偉大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看來，利用黨內許多幹部和黨員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偏低的情況，用所謂人道主義取代或偷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蘇共背離正確理論導向的一條捷徑。

    勃列日涅夫時期雖然對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進行了一定的批評和糾正，但基本上仍然沿用了這些錯誤的理論。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19日歡迎宇航員大會上表示，“我們黨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製定的我們黨的總路線是列寧主義的路線。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共產黨和前蘇聯政府整個對內對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動搖的路線”。《真理報》也發表文章，表示“永遠忠於”“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擬定的、在蘇共綱領中得到反映的列寧主義的總路線”。I2月6日，《真理報》發表文章《全民的國家》，文章除了鼓吹堅定地走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道路，還特別強調“黨的性質也改變了：它從工人階級的黨變成了全民的黨”。12月12日，《哲學問題》雜誌發表《從工人階級的黨到全民的黨》。蘇共這三次代表大會，正是改變黨的性質和國家性質，開始沿著錯誤的理論導向下滑的大會。勃列日涅夫堅持這三次代表大會的理論立場，就等於繼承了赫魯曉夫的嚴重錯誤。事實表明，勃列日涅夫雖然糾正了赫魯曉夫的一些政策性的錯誤，維持了穩定的局麵，但他完全把赫魯曉夫的錯誤理論繼承下來，仍然沿著赫魯曉夫的理論方向走下去。

    這些情況實際上是蘇共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序幕。在這樣的氣氛下，1970年出現了謝列斯特寫的《我們的蘇維埃烏克蘭》一書，要“以全人類的、抽象人道主義的立場來解釋一係列文藝概念和現象”。1972年10月，前蘇聯出現了一份地下刊物《播種者》，公開宣稱自己的目的是“在俄國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並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性質的八項主張。西方通訊社認為，《播種者》的問世，“意味著民主社會主義長期潛伏的種子要在前蘇聯土地上發芽了。”

    1972年12月，在紀念前蘇聯成立50周年的慶祝大會上，勃列日涅夫發表講話，他在肯定50年成就的基礎上，認為在前蘇聯“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完成了自己的偉大的曆史使命後，逐漸地變成了仍由工人階級作為領導力量的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全民國家。”另外，他還強調了抽象的人道主義的口號，他說：“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的口號，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黨和蘇維埃國家編製我們一切計劃的主要口號。”蘇共在勃列日涅夫的控製下，狂熱地吹捧所謂的“發達社會主義的理論”，出版的這方麵的書籍和文章，真是汗牛充棟。勃列日涅夫對這些錯誤理論的保留和發展，為後來上台的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主義、搞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蘇共兩屆領導人延續和發展的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偏離和背離，在戈爾巴喬夫身上最終結出了惡果。戈爾巴喬夫在理論上發展了自赫魯曉夫以來一直在黨內蔓延的所謂“全民黨”、“全民國家”的錯誤“理論”，迫不及待地提出“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所謂“新思維”，走上了背叛之路。前蘇聯出了個戈爾巴喬夫，這是前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不幸，也是前蘇聯人民的不幸。從宏觀上看，由於現實社會主義製度還處於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不夠成熟的發展階段，在一個沒有能夠真正貫徹民主集中製的黨內，實際上是由黨的“一把手”把握思想理論的重大決策。對於“一把手”這方麵的決策權力，沒有足夠的健全的民主監督製度的製約，是很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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