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黨內民主監督方麵的最大教訓來自於蘇共的自行解體和前蘇聯的解體。蘇共解體的原因很多，需要係統的全麵分析研究，然而，從黨的建設的角度分析，最突出的教訓就是黨的權力的失控，黨內缺少有效的監督製約機製，在最高領導人作出背離黨的原則的錯誤決策之後，全黨無能為力，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黨走向了自我毀滅。這個沉痛的教訓，值得吸取和借鑒。

    從黨的製度建設的角度來看，民主集中製是人類政黨曆史上最先進的組織製度。但是，如果民主集中製原則不能做到具體製度化，不能在現實中穩定運作、切實起作用，就會被曲解，甚至變成一種自我毀滅的機製。黨內外的敵對勢力也會利用這一點，進行破壞黨、顛覆黨的活動。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就是一個鑽進蘇共內部和上層，利用蘇共組織製度的弱點進行破壞活動的典型。他在與俄羅斯《消息報》記者的對話中，直言不諱地表達了他的內心邏輯。他說：“我早就不信馬克思主義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是最膚淺、最矛盾百出、最庸俗的東西。要想辦法搞掉這個製度。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持不同政見者的方法是沒有前途的，這事應從內部進行。我們隻有一條路——借助集權主義黨的紀律，從內部破壞集權主義製度。我們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叛賣蘇共社會主義事業的人的自白，從反麵明確告訴我們，黨的建設存在薄弱環節。如果弄得不好，我們缺乏民主製約機製的現狀，很容易被敵對勢力利用，把黨帶入滅亡的深淵。前蘇共重要領導人、曾經擔任戈爾巴喬夫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博爾金，在前蘇聯解體後做了非常深刻的評論：“他（戈爾巴喬夫）被迫帶領黨的信徒們進了屠場，而最後隻有他自己不僅毫發未損，還更加肥了。”錯誤路線領導人毀滅一個黨的怪異現象出現了。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進步人士的深思。蘇共監督製約機製的空缺，表現為最高決策權力的失控。這一點在蘇共幾十年曆史中充分表現出來了。蘇共缺少有效的民主監督製約機製，造成權力的失控和異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蘇共重大理論導向決策的失控

    追尋蘇共垮台的教訓，其運作機製中缺少有效的民主監督製約機製，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由於在重大理論導向方麵的決策缺少監督和製約機製，常常是最高領導人一個人就可以改變黨的指導理論，這就很容易出現黨的指導理論的失控。理論導向的失控必然導致政治方向上的重大失誤。

    在前蘇聯，從赫魯曉夫提出“全民黨”，改變了對黨的性質的表述，就開始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直到戈爾巴喬夫提出以“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取代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公開地、徹底地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可以說，伴隨這一過程出現的一係列基本理論方麵的失誤和失控，是前蘇聯和蘇共垮台的思想前提。

    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於1953年9月當選為第一書記。在1955年1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批判馬林科夫“糊塗”，“極端錯誤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見解”。在2月的全會上解除了馬林科夫的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隨著對黨內越來越多的人事的處理和處決，赫魯曉夫利用黨內缺少監督的弱點和集權的體製，牢牢掌握了在黨內推行他的錯誤理論的條件。

    赫魯曉夫製造的“全民黨”、“全民國家”首先打開了背離黨的正確理論導向的缺口。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由於是在一係列的組織處理的基礎上召開的，早就把黨內健康力量打下去，黨內根本談不上什麽監督的力量了。因此，赫魯曉夫個人的思想就成為黨的代表大會的思想。這次大會上提出的決議，不但宣布“二十年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狂熱的口號，並宣布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已經變為全民的國家”，工人階級的黨也“成了全體人民的黨”。這就等於在理論上改變了黨和國家的性質。赫魯曉夫為了推行自己的錯誤理論，打擊和壓製黨內的不同意見，早已把不同意他的意見的幾位老領導成員打成“反黨集團”。大會決議批判所謂“反黨集團”的成員莫洛托夫，說他的罪過就是“特別起勁地”堅持自己的觀點，“竟然把蘇共新綱領（指蘇共二十二大綱領——引者注）描述為在精神上是反對革命的綱領。”看來，赫魯曉夫的理論錯誤，黨內並不是沒有人覺察，隻是由於缺少民主集中製的有效監督機製，不同的意見不能起到監督的作用。這些持正確的不同意見者，往往成為專權的犧牲品，結局就是被打成所謂“反黨集團”。

    由於赫魯曉夫把持了黨政大權，民主監督的機製無法起作用，全國隻能“跟風”。1962年1月蘇共中央召開全蘇高校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將斯大林時代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著作全盤否定。會議認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僅僅吹捧斯大林一個人”；《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一書“隻不過導致了哲學和教學工作的貧困化”；《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也沒有對問題做出正確的答複。根據這個會議的決定，全前蘇聯要按照蘇共二十二大的決議和黨綱重新修改黨的曆史、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教學大綱，並按照赫魯曉夫的所謂理論，開設科學共產主義原理課程。這樣，蘇共二十二大在理論上的重大錯誤，借助於權力係統的強力，通過高校教材的形式灌輸到知識分子和青年大學生之中。蘇共主管的報紙雜誌也不斷發表宣傳這些錯誤理論的文章，深化了這些理論造成的思想混亂。1962年3月，《共產黨人》雜誌第5期刊登了《從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向全民國家過渡》，指出，“國家終於不再成為階級的統治工具”。4月，《真理報》刊登文章《蘇維埃全民國家》，批評了“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變為全民國家的思想抱懷疑態度”的人，認為他們是堅持了“斯大林的錯誤觀點”。6月，《共產黨人》雜誌第8期刊登《前蘇聯共產黨是全民的黨》的文章。隨著錯誤的理論導向發揮作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否定黨的曆史的調子也越來越高，黨的曆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理論在全黨、全國被徹底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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