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說明蘇共上層特權階層的政治態度，大衛·科茲引證了1991年由美國的一個社會學者做的調查。這個調查是在前蘇聯解體之前對於蘇共中央政治領導層和前蘇聯的精英階層做的一個關於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麵的調查。調査結果顯示：這些人當中隻有12%的人是支持戈爾巴喬夫社會主義體製改革的；還有10%的人是懷念以前舊的前蘇聯體製的；77%的人都是完全支持資本主義體製。但是在當時，對前蘇聯老百姓的調查結果卻是：支持資本主義製度的比例隻占15%到17%。
俄羅斯的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2004年5月21日，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哈伊爾·季塔連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所做的前蘇聯解體的原因的報告中，指出了蘇共特權階層利用特權攫取國家資產，搖身一變成為暴富和顯貴的結果。他指出，當今俄羅斯經濟領域著名的13位寡頭，實際上就是灰色經濟、影子經濟的領頭人。他們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發家致富的，後來又投靠了葉利欽。葉利欽掌權後通過頒布一道道總統令，使一小撮俄羅斯人暴富，合法化地搶占國有財產。這種狀況被丘拜斯所推行的證券私有化運動掩蓋了。當然，丘拜斯也沒有忘記為自己撈取好處，他不僅成了俄羅斯最富有的人之一，也登上了世界富人榜。
前蘇聯劇變後的進程證明，最大的贏家不是黑市倒爺，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而是過去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成員，他們搖身一變成了今天俄羅斯的新顯貴。俄羅斯《消息報》報道：到1996年，前蘇聯官員出身的人員，在現總統周圍占75%，政黨領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經濟領域精英中占61%。這些人中來自前蘇聯經濟部門的官員在政府中占42.3%，在經濟領域占37.7%。所以，美國一個專門研究俄羅斯問題小組的負責人弗蘭克·奇福德說：“前蘇聯共產黨是唯一的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這樣的評說，真是人木三分。
澳大利亞學者科伊喬·佩特羅夫在分析戈爾巴喬夫政治上“自殺式”的失敗時，曾經這樣說：“總書記把共產黨的忠誠衛士（高層機構）變成了新的全麵資產階級化的財經犯罪團夥，以此掠奪前蘇聯的社會資源和財富。‘改革’在戈爾巴喬夫這個磨房裏，把逐漸建立起來的成熟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關係碾得粉碎，像廢品一樣扔進了曆史的垃圾堆。這就是他政治上自殺的‘秘密’。”這個分析是十分精辟的。
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沒有建立有效的黨內民主監督製約機製，就不能控製和製止黨內的上層人物利用權力搶奪和占有國家資產的行為。黨內的特權階層一旦成為占有大量非法資產的人物，就必然成為毀滅黨的主導力量。這是前蘇聯出現悲劇的根源。
前蘇聯和蘇共解體的嚴酷教訓，值得今日中國共產黨人深思。一個偌大的超級大國，怎麽忽然倒塌？通過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的分析，歸根結底同黨的民主監督機製的缺失緊密相關。這就產生了20世紀最大的怪異現象：錯誤路線的領導人毀滅了一個超級大國。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隻有加強黨的民主監督製約機製建設，才能防止黨內出現錯誤路線的領導人的悲劇。共產黨人的政治製度和組織製度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製度，但也是不夠完善和成熟的製度。21世紀共產黨人一個迫切的任務，就是要保持高度警覺，加強自身的民主監督機製建設，防止敵對力量打入黨內上層，利用缺少監督製約機製的弱點，毀滅社會主義製度。從這一點上說，前蘇聯的嚴酷教訓具有特殊的價值。這個教訓，我們不應該忘記，不應該歪曲，更不應該對此無所作為。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