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時候非常驚訝一些小商販的“借鑒性”和“續創性”，也就是二度創造。比如說，外國的“台球”，本身是一種很紳士，很高雅的體育競技運動，我們拿過來就開“台球廳”，有的人幹脆就把它擺到大街麵上，一塊錢一杆兒，五塊錢一把。再比如說“計算機”，本是一種很發達的科技設備，我們拿過來就開“網吧”，專門上網聊天、打遊戲休閑解悶兒。其實我們這種改造能力並不是今天才有的，過去也一樣，比方說，當手搖唱機還是西方人精神寄托的奢侈品，隻用於沙龍和舞會的時候，我們的同胞已經把它發展成一種小買賣，扛在肩膀上，走進幽幽的青磚老巷，吆喝著“唱——話匣子”。話匣子就是留聲機，大約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時候傳入中國，很快，京津兩地就有人以此作為謀生手段，把它送入了尋常百姓家。
老人們還記得過去唱話匣子的人。每到傍晚，就有人手提一隻大喇叭、背兩個包袱，前邊裝一摞唱片，後邊放著留聲機，邊走邊吆喝“唱——話匣子！”，“唱——話匣子，誰聽話匣子”如果有人要聽，就請他到家裏放唱片。過去每逢家裏有喜慶事的時候，多有叫“唱話匣子”助興的。過春節也一樣，是小販掙錢的好機會，很多人家都會叫他們進去唱一回，給老人解悶兒。即便是普通日子，居住在中小宅門四合院裏的人們閑來無事時，聽到話匣子送上門來，也會請他到院子裏或者屋子裏，點播幾段愛聽的唱段，花個仨瓜倆棗的錢也不多，可能給生活增添些情趣。
那時候的留聲機都是手搖方式的。生意人進了屋子，在桌子或者炕頭上擺好留聲機，安上像一朵大喇叭花兒似的擴音器，用搖把兒上滿弦，把主家點播的、那種黑色膠木的唱片放到唱機上，然後鬆開手動閘，等唱片旋轉正常後，輕輕的把帶有鋼針的唱頭放到唱片上……於是乎，馬連良的《借東風》、梅蘭芳的《宇宙鋒》、白玉霜的《玉堂春》、王人美的《漁光曲》、周璿的《天涯歌女》、《夜上海》、《四季歌》、乃至大鼓、相聲，就咿咿呀呀地播放出來。引得街坊四鄰、孩子大人們聚攏過來，聽著、笑著、議論著，其樂融融，主家臉上也會泛出滿足的微笑。
放唱片按打收費，一打十二張，也有按天包租的。所播放的唱片大多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和“蓓開唱片公司”灌製的產品。後來，隨著家庭擁有留聲機的日漸增多，尤其是日本人進中國後，真正的話匣子（電子管收音機）普及開來，人們可以坐在家裏就聽到很多新聞和節目，這種小生意也就慢慢地銷聲匿跡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有錢有勢的人家還是講究坐包車、訂包廂、聽名角，給老人祝壽或孩子滿月，一定要唱堂會，那肯定是普通百姓可望不可及的享受了。後來，手搖唱機進化成電唱機，唱片業從蟲膠的笨重黑色唱片進化為塑料唱片，直至上世紀80年代盒式錄音機傳入我國，唱片機才退出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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