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張春橋這麽一“拎高”，常溪萍的問題上“線”了，上“綱”了。
不過，光是把常溪萍跟“彭、羅、陸、楊”的“彭、陸”聯係在一起，“拎”得還不夠高。張春橋又繼續往新的高度上“拎”，又“但是”起來了：
“但是，在那個時刻，還沒有談到鄧小平的問題。常溪萍給中央的信是鄧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這樣的問題。在當時，我對鄧小平同誌根本沒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時期，兩條路線鬥爭揭開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問題上，鄧小平是錯誤的，完全錯誤的，他支持了彭真。
“我對這個問題，就是這樣一個認識過程……
“現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少數派給我送來的材料很厚，你們今天又給我一疊。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沒有把常溪萍當做一個重大問題，現在我感到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了，要把這個問題完全搞清楚。
“如果你們要我今天講，常溪萍是什麽性質，我今天還不能用最簡單的語言來講。但是在北大問題上，他的錯誤是相當嚴重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一下子卷進去了，你想扮演一個正確的角色，結果扮演了一個特務……
“我希望能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問題作為一個孤立的事物，把當時階級鬥爭形勢，把兩條路線鬥爭，與彭真聯係起來看，這個問題的認識可能就比較統一了。”
經過張春橋這麽一番“上掛下聯”，從“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分析，常溪萍的問題一下子變得嚴重起來，成了“特務”，成了“大叛徒”。
也就在這個時候，聶元梓在上海公布了她離京之前“炮打”鄧小平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寫於十一月八日。把常溪萍和鄧小平聯係在一起進行“批判”：
要徹底鎮壓北大社教運動，就必須奪工作隊的領導權。於是鄧小平就利用出賣北大社教運動的頭號叛徒常溪萍的告密書，下令召開了鎮壓工作隊革命派的民族飯店黑會，撤了隊長Z同誌，換上了黑幫分子X，常溪萍也被塞進了工作隊的九人領導小組。革命的工作隊於是成了反革命的還鄉團，一九六五年常溪萍至今還有恃無恐，恃的就是鄧小平。”
張春橋和聶元梓一唱一和，頓時使華東師大的“反常派”聲勢大振，以致使“反常”擴大到上海全市，街頭巷尾隨處可見“打倒大叛徒常溪萍”的巨幅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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