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打常”，不可不寫那個“狗頭軍師張”。
就在聶元梓到達上海之前——十一月十一日，張春橋坐飛機不可一世地來到上海。當時，兩千多名上海工人“北上告狀”。火車開出上海北站不久，被截留在離上海五十多公裏的安亭車站，發生了震動全國的“安亭事件”。張春橋仿佛“欽差大臣”一般，淩駕於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趕往安亭，簽署了“五項要求”……
在如此“忙碌”的時候，張春橋仍“撥冗”與到達上海的聶元梓聯係。
十一月二十四日，張春橋已決定當天飛回北京。就在離開上海的匆忙之際，他在那華麗的俄式建築物——上海友誼電影院接待了華東師大的造反派，對常溪萍問題發表了長篇大論。
這時候，他早已“忘了”曾圈閱過常溪萍那兩封信，早已“忘廠”在信上批過“西光閱後送丕顯、荻秋、一平同誌一閱”，早已“忘廠”他曾同意、支持常溪萍給鄧小平寫信。
這時候，他一副“左派”麵孔，以“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身份，為聶元梓“揪常”鼓勁撐腰。
幸虧當年的造反派們用錄音機錄下了張春橋的講話——本來是作為“中央首長指示”，如今卻成為不可多得的反麵教材。
且看張春橋在台上是怎樣演戲的：
“我對常溪萍也不是一開始就認識清楚的。過去聽說他比較好，我又沒有與他同事，坐在桌麵上，見見麵，這對幹部是不能廠解的。我覺得看一個幹部應看全部曆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時一事的表現來判斷好壞，這是對的。但是……”
張春橋在談完自己的“認識過程”之後在“但是”後麵說出了本意：
“但是，在一些重大關鍵的問題上，雖然是一個時候，一件事，但這個事比較大，是關鍵問題，是在關鍵時刻，是在關鍵問題上，這就不能與平時所說的一時一事表現等同了。
“在過去，我們對北大那件事，還僅僅認為是一個孤立的事，就那麽一個學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揭發出大量事實證明，那就要與彭真、陸定一聯係起來看。原先我還沒有把彭真、陸定一當做壞人，問題沒有揭出來。而現在揭出他們的問題，再來看常溪萍的問題，覺悟就提高了。這不是個別的事，而是彭真鎮壓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驟。
“在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方麵突破了，就要把別的問題統統帶出來。當時批《海瑞罷官》一個劇本，為什麽彭真那樣震動？當時不能理解。現在理解了，了解了。因為批《海瑞罷官》就要帶到吳晗，提出吳晗就要提到鄧拓。把鄧拓提出來，三家村就提出來了，那麽彭真問題就提出來了。彭真問題提出來了，那麽對常溪萍的問題，我覺得應該重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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