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老夥計康生都要在臨死前對江青、張春橋來一個“反戈一擊”，“四人幫”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瀕臨日暮途窮之境。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澤東主席另裝了一架“專線電話”。“電話”的這一頭是毛澤東，另一頭是政治局。政治局開會，靠此人去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外麵的情況，則靠此人來到毛澤東的病榻前匯報。
此人乃毛澤民之子、毛澤東之侄毛遠新。“文革”之初，紅衛兵們廣為印發一份傳單，標題為《毛主席和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毛遠新的名字才為人們所知。借助於毛澤東的威望，這個從大學畢業不算太久的年輕人，當上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筆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訪問了毛遠新。
毛澤東從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講話吐字開始含混，難得會見客人，於是需要一名“聯絡員”。毛遠新向來對江青言聽計從，何況，又是毛澤東的親屬，便放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要職，來到毛澤東身邊，充當“聯絡員”。
其實，這“聯絡員”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發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命運。
江青把毛遠新調來，充任“聯絡員”，下了一著“妙棋”：那時的她，與毛澤東分居。她住釣魚台，毛澤東住在中南海遊泳池旁。她屢受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已經看出她有野心。她這“第一夫人”，與毛澤東之間已隔著一堵牆。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寫給張玉鳳女士的一封信，清楚地反映出她與毛澤東之間關係已日益疏遠——
玉鳳同誌：
那筆錢能否取出八千元？因為如從一九六八年算起，我應歸還八千元，從一九六九年算起我應歸還七千元。當然，可以不歸還，不過還了心安理得。這七八千元，主要用於照相、購置燈光裝製（引者注：“製”應為“置”），燈光我送給新華社了，沒有算錢。是黨和國家財產，不應算錢，不能慷國家之慷（引者注：“慷”應為“慨”）。如不取，請在主席暇時，報主席，再請主席給八千元。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找毛澤東要錢，得給張玉鳳寫信，而且要張玉鳳在“主席暇時，報主席”，這位“第一夫人”其實早已隻是徒有虛名罷了。隻是她每一回在公眾場合露麵，總是說：“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們來了”，“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主席身體非常健康”……她竭力用這樣的話語，在群眾麵前為自己樹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她把毛遠新派到了毛澤東身邊。毛遠新成了她的“傳聲筒”。
“外麵情況怎麽樣？”毛澤東主席常常這樣問毛遠新。八十二歲的毛澤東，已經老態龍鍾。再也無法巡視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門城樓“揮動巨手”，就連會客也很少了。毛遠新的匯報，成了他了解政治動向的主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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