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此文的寫作經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說得最為詳盡。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氣，透露了其中的秘密，總算為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做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誌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講話之中，也有大言不慚、摻假之處，那就是“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我從前兩回的“批判”——批電影《武訓傳》和批紅學家俞平伯，已經深切地體會到，隻有借助於毛澤東主席的崇高聲望，她才能打勝仗。這一回批《海瑞罷官》，她又一次打出了毛澤東的旗號。
其實，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澤東主席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談得非常清楚：那篇評《海瑞罷官》的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
他所說的“江青他們”，就是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
雖說張春橋是《解放日報》的“老土地”，當時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報》工作，深謀遠慮的張春橋卻選擇了《文匯報》來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張春橋的話很妙：“《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出麵不方便。《文匯報》是一張民間色彩的報紙，便於‘開展討論’……”
據《文匯報》總編對筆者說，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見報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的！在此之前，他一無所知！他看到的，並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報》印刷廠保密車間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張春橋之命刊登，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除了照發之外，別無選擇……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