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提攜”了於會泳之後，張春橋有了左右手：通過於會泳抓“革命樣板戲”，通過姚文元完成另一樁“絕密”任務。
這樁“絕密”任務，在上海最初隻有兩個人知道，柯慶施和張春橋。
這樁“絕密”任務，就是江青交辦的批判《海瑞罷官》——後來，“文革”便是從批判《海瑞罷官》拉開序幕的。
關於批判《海瑞罷官》的前前後後，筆者已在《姚文元傳》一書中詳加描述，揭開這一震驚中外的曆史事件的內幕。此處，不能不交代幾句——因為批判《海瑞罷官》，不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裏程碑”，也是張春橋一生中的大事，而且還是江、張、姚三人結幫的契機。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劇團演出的《海瑞罷官》之後，就認定這是一株“大毒草”。一個多月以後，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談話時，提出了批判《海瑞罷官》。無奈，部長們充耳不聞，這使她極為生氣。於是，她下決心，自己找“筆杆子”，自己組織批判文章，給中宣部、文化部一點顏色看看。她在組織批判《海瑞罷官》文章時，對中宣部、文化部實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於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過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當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與周揚較量，如今當然敢於批吳晗。何況，她有“恩”於“小人物”，更會使“小人物”聽命於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這一回猶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氣，失去了銳氣！”江青碰了釘子，憤憤不平。
她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決心，那就非達到目的不可。她的過去的曆史，已經非常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有鬼無害”論》一文終於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從此，她寄希望於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柯慶施、張春橋在上海聚首時，談起了批判《海瑞罷官》。“女客人”把任務交給了柯慶施，柯慶施把任務交給了張春橋，張春橋找來了“筆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後，從底樓走上二樓，走進了《解放日報》的總編王維的家。
“王維同誌，市委要我寫個東西，要花些時間。報社的工作，我恐怕顧不上了。”姚文元向王維請假時，沒有說明寫什麽東西。
“你去好了！”王維是個爽快的人。他知道，柯慶施常常給姚文元下達“批判”任務。
從那以後，姚文元很少上樓了。王維難得見這位鄰居一麵。他從不透露最近在寫什麽。
從那以後，原來文章不斷見報的姚文元，忽然變得沉寂起來，難得在報刊上露麵。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經異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作出了判斷：“姚文元一定在寫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側擊了好一陣子，姚文元連一點口風也不漏。徐景賢越加確信自己的判斷了。
在柯慶施去世之後，以江青為帥、以張春橋為軍師、以姚文元為“筆杆子”，實行“三結合”，秘密寫作評《海瑞罷官》。上瞞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瞞上海市委、華東局。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長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世人方知有這麽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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