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黨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書記處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曆史，惟有那十年非正常時期，才會有這般非正常的現象。
在打響批判《海瑞罷官》這一炮半年之後，張春橋在宦途上跨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組長。這成為他從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為他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實，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過一個正兒八經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五人小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間，在起草“九評”的過程中醞釀成立的。
所謂“九評”，即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的。“一評”發表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九評”發表於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即《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建立的。這五個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任組長；
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兼文化部部長陸定一任副組長；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為組員。
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突然出現在上海《文匯報》上，陡地在全國卷起一陣狂瀾。作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事先毫無所知。何況姚文元所批判的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而彭真則是北京市市長。
彭真從頭至尾，細細讀了姚文元的文章。雖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來頭”，但他仗義直言：“《海瑞罷官》這出戲我早看過了，哪裏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張春橋說《海瑞罷官》是毒草，你們上海不是也演過《海瑞上疏》，難道你張春橋沒有責任？”彭真還說：“姚文元的文章亂上綱，這也是錯誤，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主席在杭州發表談話，支持姚文元，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鼓德懷也是‘海瑞’”。
彭真翌日對毛澤東主席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和彭德懷有什麽組織關係。”毛澤東主席聽了，深為不滿。
姚文元文章點燃起來的批判之火，在全國蔓延。身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以為必須把這場論戰引上正確的軌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開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綱》。
兩軍對戰，眼看著一場大搏鬥要開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從北京飛來的一架飛機剛剛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橋機場，一輛“紅旗”牌轎車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遠處的一座幽靜、外人不知的別墅。
來者不是“女客人”。他戴著一副紫色邊框的眼鏡，留著小胡子，頭發已經花白。大抵由於過多的思索，眉頭有著深深的皺紋。此人便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主管中共對外聯絡工作。
毛澤東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錦江飯店，每一回總是住在西郊為他準備的別墅裏（如今那裏已對外開放，成為高級賓館。一九八七年，英國女王訪滬，便住在毛澤東主席當年下榻之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