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次與可口可樂公司的交鋒中，雖然威利都是略占上風，但是這並沒有遏製可口可樂的發展，威利認為這是他的失敗，他養精蓄銳，準備跟阿薩來一次大決戰。這一次他做了精密的布置。威利派出他的藥品副主管萊曼·基布勒去南方做一次實地調查，基布勒孤軍深入，穿越可口可樂的中心地帶，大範圍調查和走訪陸軍基地、主要城市及可口可樂瓶裝廠。
這位藥品副主管形容亞特蘭大是“可口可樂的家鄉和……一座冷飲櫃台城市”。他觀察到，幾乎每個街角和所有主要辦公樓裏都有冷飲櫃台。他說，可口可樂的飲用者包括“各行各業的人，但最多的還是辦公室職員和……腦力勞動者”。他驚奇地發現，這些人工作前要喝一杯，午餐時要喝一杯，晚上還會再喝幾杯。冷飲櫃的店員告訴他，“可口可樂迷”每天要喝10～12杯。“我們親眼看到，連四五歲的孩子都喝這種飲料。”他補充寫道，可口可樂經常被大桶大桶地買回家，然後一家人一起喝個夠。
基布勒還實地調查了可口可樂工廠，在那裏看到的場景令他作嘔：“煮糖漿的鍋好像隨時都要溢出來，周圍是各式各樣的垃圾，包括棍棒、泥土、稻草及各種碎片。”他寫道，雖然內堂的填充區稍微幹淨一些，但容器卻恰恰相反。“在裝糖漿的桶（無論大小）倒空之後，總能發現裏麵有死老鼠之類的東西。”基布勒在調查查塔努加的可口可樂瓶裝廠後，同樣對工人們“懶散的工作態度和不衛生的操作方式”大為不滿。“舉例說，如果一些‘異質成分’出現在暗色黑瓶子中，”他寫道，“工人們很可能視而不見，讓它繼續留在裏麵，然後照常往瓶子裏灌裝飲料。清潔工作通常都隻是表麵的，僅僅清除了小部分的垃圾。”在奧格爾索普城堡附近，基布勒獲悉，在禁令頒布以前，可口可樂主要用來治療宿醉。但是當地一名酒店老板說，士兵們經常喝“可口可樂烈酒”——軟飲料和威士忌的混合物——這讓他們“非常瘋狂”。
1907年晚秋的時候基布勒終於返回到華盛頓。他深信，飲用可口可樂會上癮。基布勒的調查結果使得威利更加堅定不移地相信可口可樂是一種有害的飲料。現在他完全放下心來，以前他都是捕風捉影地懷疑可口可樂，沒有什麽真實的證據，現在他有了這樣一手資料，於是威利宣布要組建一個特別針對軟飲料的新試毒小組，準備大刀闊斧地幹一場。報紙報道了他的12名勇敢的自願者。他們是一群20多歲的年輕人，將要測試100種不同的飲料，包括“廣告中大肆宣傳的補藥、精神恢複劑和大腦刺激物”，而且據了解，它們還都含有“可卡因、咖啡因、水合氯醛或鴉片”。
就在他們不斷地騷擾下，當1907年將要結束的時候，薩姆·多布斯在年度報告中寫道：“在過去的一年裏，我們不僅為開拓新業務而工作，更為保持已有的業務而努力。整整一年我們都在堅持不懈地與偏見、無知和嫁禍抗爭。”經過1907年的多重衝擊後，令阿薩·坎德勒感到欣慰的是，隨後一年會平安無事地度過，糖漿銷售量將近300加侖，現金盈餘120萬美元。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