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世紀後半期，由於優勢地位開始動搖和地緣政治力量的變化，英國不得不逐漸走出“光榮孤立”，擴大參與歐陸活動。但是，在1890年至1914年期間，麵對德國的迅速崛起和對其優勢地位的直接挑戰，英國采取了一種“騎牆”政策（strad-dle policy）。一方麵，它尋求製衡德國，與德國展開海軍軍備競賽並設法與法國和俄國達成針對德國的戰略諒解（entente）；另一方麵，英國又不明確承諾是否對歐洲大陸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進行幹預，同時竭力與德國緩和關係。由於英國的威懾失敗（deterrence failure），德國相信英國有可能在德國的閃電戰成功之前保持中立，因此放心地實施了施裏芬計劃（SchlieffenPlan），歐洲全麵戰爭爆發。與此類似，從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39年9月，在德國拓展“生存空間”的威脅情勢下，英國和法國對德國的軍事冒險沒有采取針鋒相對的軍事動員方針，而是奉行了軟弱的綏靖戰略。社會主義的蘇聯雖然加強了軍備，但也尋求與德國妥協，1938年8月與德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至於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國內孤立主義思想彌漫，對歐洲事務采取了不介入的中立態度，更談不上對德國的擴張性政策加以製衡。

    但是，有時候現狀大國對新的大國的崛起非常敏感。由於感受到崛起國的威脅，它們積極擴展軍備或締結軍事同盟，從而構築有利於自己的力量對比關係，企圖以此來束縛和限製崛起國的權勢增長。比如，19世紀90年代，麵對德國的共同威脅，共和主義的法國和哥薩克的俄國消除長期的敵意而在安全問題上逐漸接近，最終達成了針對德國的軍事同盟。同樣，二戰以後，為了抗衡蘇聯在東歐建立的地緣政治優勢和穩定西歐的政治形勢，美國牽頭成立了跨大西洋的軍事同盟組織，承擔了對西歐安全的保證義務並大規模地重整軍備，構成了對實力處於恢複和上升時期的蘇聯的強硬遏製態勢。

    那麽，從這裏引出的問題是：為什麽同樣是麵對崛起大國的挑戰威脅，有的國家能夠大規模地加強軍備並向潛在盟友提供安全保證從而表現出強硬製衡反應，有的國家卻製衡乏力呢？現狀大國的製衡反應有無規律可循呢？更進一步的現實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崛起步伐明顯加快，中國政府更適時提出了利用20年左右的“戰略機遇期”實現民族複興的和平崛起戰略。中國在國際社會崛起的整個過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減少外部安全壓力，一方麵取決於自己奉行正確的政策，防止重大失誤；另一方麵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當今最具實力的唯一超級大國的戰略反應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對華戰略選擇及政策走向應引起我們的足夠注意。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