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國際關係中最普遍和最令人關注的古老現象，兩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帶來的巨大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迫使人類去思考戰爭的原因從而更好地預防戰爭。引發戰爭的原因各種各樣，但通常人們認為，在國家之間出現權力轉移從而導致力量對比失衡時，最容易發生衝突和戰爭。因此，就如價值規律成為市場交換的鐵的規律一樣，國家之間的相互製衡似乎就成了大國關係的不二法門。在中國戰國時代，七雄為維持彼此間的力量平衡，製止霸權國的出現，有所謂“合縱連橫”的均勢外交。古希臘的斯巴達和雅典為爭奪地中海世界的霸權，也曾各自集結盟國而展開激烈鬥爭，導致兩大軍事同盟之間的長期軍事對峙。18世紀，歐洲大國之間的均勢外交更是一時登峰造極。國際關係中源遠流長的均勢實踐留下了許多製衡思想的精語雋諺，比如，“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國家沒有永恒的朋友，隻有永恒的利益”，“對於任何一個威脅他國獨立的國家，英國都是它的天然敵國；對於那些弱小的國家實體，英國則是天然庇護者”。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與實力失衡使權力衝突的鬥爭不可避免。一國相對於他國的權力膨脹，必然產生該國的擴張野心，但同時也會造成其他國家擔心崛起國對其既有利益的衝擊，從而采取各種措施向崛起國施加壓力。一國的權力增長被其他國視為對其安全的威脅時，後者的國家領導人通常的應對策略是動員一切可能的國內資源加強軍備，同時在國際上積極尋求盟友來牽製敵人。對一個特定的國家而言，如果其國民經濟實現了充分就業，加強軍備就不得不把稀缺性的資源用於國防建設，從而有可能造成經濟效率的犧牲（比如，冷戰時期蘇聯的軍備政策對經濟發展就造成了巨大的掣肘）；而在政治上為了對抗共同的潛在敵人，則可能需要與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結盟（比如，二戰期間美蘇放棄意識形態的分歧而共同抗擊法西斯德國）並承諾相應的安全義務。這種觀點認為，在生存的安全壓力下，現狀維持國既有必要又有可能承擔經濟上的代價和作出意識形態上的妥協。
但是，綜觀近代以來的大國角逐史，它們之間的相互製衡行為要遠比上述現實主義法則複雜得多。學術界公認，均勢政治的黃金時代是維也納會議之後的所謂“百年和平”時期，經過拿破侖戰爭之後的歐洲列強樹立了以均勢遏製霸權的牢固思想。在這個世紀的上半期，陷於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歐洲國家由於實力相去不遠，在對外擴張方麵的行為相對比較節製。因此，拿破侖戰爭之後的歐洲領土現狀得到較長時期的維持，各列強之間40年沒有開啟戰端。然而，從19世紀後期開始，梅特涅（歐洲協調機製創造者）標榜的“各種事物的現狀不會再發生變化”的維也納秩序開始鬆弛，民族主義與共和思想成為普遍接受的國家組成原則，由共同價值觀（捍衛正統主義的原則）所促成的歐洲協調機製名存實亡，大國關係由更加冷酷無情的權力邏輯所主導。更重要的是，經由三次對外戰爭錘煉而獲得統一的德國成為歐洲大陸的最強大國家，其擴張欲望日漸增強。尤其是在主張守成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去職之後，德國對外政策的侵略性開始日益明顯。因而，從19世紀後半期開始，歐洲大國之間不信任和相互猜忌加劇，戰略關係趨於緊張，戰爭危機頻仍，國際體係的穩定性麵臨重大挑戰。
在實力對比失去平衡、現有國際秩序受到崛起大國挑戰的情況下，既有的強權國家自然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來自國際安全環境變化而帶來的直接壓力和威脅。毫無疑問，抑製德國的上升勢頭並竭力維持現存的國際秩序是符合其他既有強權大國的利益。不過，曆史充分表明，麵對德國的威脅，這些大國反應頗為不同。有的國家行為比較積極，加緊國防建設、擴充軍事力量並尋求或擴大軍事同盟來威懾德國。有的國家行為則比較消極，為了避免激怒對手而招致戰爭禍端，根據自己的地理位置和實力狀況曾采取過諸如中立、“推卸負擔”（buck-passing）、“跟隨強者”（bandwagoning）或者綏靖（appeasement）等溫和的政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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