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長期受到嚴重抑製，中國傳統財政思想並不深刻完備，但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觀點影響深遠，對於毛澤東財政思想的影響也是明顯的。在內容上，毛澤東批判繼承和發展了諸如強本開源、輕賦薄斂、公平稅負、強國富民等思想政策；在語言上，毛澤東借用了很多傳統財政思想的表達。
早在春秋時期，鄭國政治家、思想家子產就曾十分重視發展生產，保護商業，反對奢侈，崇尚節儉。“四書”中的《大學》提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中庸》提出“來百工則財用足”，認為工業能生產財富。《墨子?七患》中說：“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他認為，“固本而用財，則財足”，主張“生財密而其用節”，即生財和節財並舉，方可財貨充裕。
管子及其後學所著《管子》一書，是中國曆史上一本經濟巨著，其經濟思想對秦漢以來的各朝地主專製政權都發生過重大影響，曆代改革家也多以其財政思想為藍本而發。該書認為：“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其中德的具體內容包括“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認為“國富而粟多”是“王天下”的前提和基礎；認為強求的征收妨礙生產、造成人民財物之重大損失，且易於引起人民的不滿，所以在財政收入上應該盡可能通過市場物價漲落、貨幣投放回籠、商品經營活動包括國家專賣等方式，實現以國家的經濟收入代替征稅收入。
到戰國末期，荀子明確提出“強本節用”和“開源節流”的觀點。他說：“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倉廩者，財之末也”；“強本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他主張保護和獎勵農業生產，開辟財源，增加財富，正確地處理生產與分配兩者間的關係。
秦漢以後，西漢的桑弘羊積極實踐《管子》一書中的思想，實行鹽鐵專賣、酒榷、均輸、平準等製度，大大增加了漢王朝的財政收入。唐朝時，理財家劉晏遵循盡量多運用商業經營原則，盡量少借助於政權威力以充實國家財政的方針，通過以雇傭勞動代替強迫勞役轉運改革、采取自由經營方式的鹽法改革、利於刺激工商發展的租稅措施以及擴大經營對象以穩定物價的常平措施，不但大大增加了國庫收入，而且恢複和繁榮了社會經濟，實現了唐王朝的“中興”。北宋時王安石充分肯定財政在政治中的首要作用，堅持生產與財政的統一，強調“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並把財政作為摧抑兼並的工具，通過依賴貸放及徭役代金收入等經濟收入實現財政目標。明代時丘浚把生財與理財相結合，主張財政再分配需服從於財富的生產，並發揮了荀子的“開源節流”思想。他說：“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如是則在於民也無不足，而用於君也恒有餘矣。”
明末清初，顧炎武指出：“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他強調生產發展對賦稅的作用，並注意加強地方財政收入。
鴉片戰爭的失敗意味著中國社會轉型的開始，也意味著傳統思想包括古典財政思想的大變化的開始，但是強本開源這一傳統觀點仍為世人所重。具有強烈資產階級思想傾向的地主階級改革家魏源為培養稅源、增加地主階級政權的財政收入，十分重視鹽稅、關稅等商課收入以補農賦之不足，並堅決主張改革弊端、剔除浮費以便利商人及增加關鹽稅收入。他曾形象地說：“善賦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葉而培其本根。不善賦民者，譬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早期維新派人士薛福成出洋歸來後，仍力主發展工、礦、商務以“浚其生財之源”。資產階級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仍然認為，國家經營銀行、鐵路、航空等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途徑。
傳統的“強本開源”、“固本節用”思想，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但無疑具有曆史進步意義。他對毛澤東財政思想的影響是明顯的，主要表現在：
1.“經濟決定財政”
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影響生產”的社會再生產原理，繼承和深化傳統的“強本開源”思想，提出“經濟決定財政”的觀點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就十分重視通過發展經濟充裕財政收入和改善群眾生活。1934年，他指出，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是我們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陝甘寧高級幹部會議所作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中開宗明義地說，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他說：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此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隻有束手待斃。他還批評了“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和“片麵地看重財政和商業，忽視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的錯誤觀點”。1943年，他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黨內指示，批評了“不注重發展經濟隻片麵地在開支問題上打算盤的保守的單純的財政觀點”，“不注重組織黨政軍群眾和人民群眾的廣大勞動力，以開展群眾生產運動，隻片麵地注意少數政府人員收糧收稅弄錢弄飯的觀點”，“不知用全力幫助群眾發展生產，隻知向群眾要糧要款的觀點”等九方麵的錯誤觀點。在此前後，邊區政府大辦工業，軍民共同開展大生產運動，都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生動體現。總之，他主張，一方麵要取之於民，一方麵又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和補充，使其所得大於所失。
在解放戰爭時期，他仍倡導發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強調增加生產，改善生活。1945年底，他起草了《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的黨內指示。1948年，他在《關於工商業政策》的黨內指示中提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
建國以後，毛澤東更加重視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問題。1949年底，他以軍委主席名義作出關於1950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說：“人民解放軍參加生產，不是臨時的，應從長期建設的觀點出發。而其重點，則在於以勞動增加社會和國家的財富……為了使軍隊正確執行生產任務，開展生產運動……實行公私兼顧原則，公平合理地分配生產紅利……不得與民爭利”。1951年底，他代表黨和政府在全國發起“實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運動。1955年9月，他指出：勤儉經營應當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任何社會主義的經濟事業，必須注意盡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盡可能改善勞動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一切可能節約的人力和物力，實行勞動競賽和經濟核算，借以逐步降低成本，增加個人收入和增加積累。1956年底，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小組會上發言指出，國家預算要保證重點建設又要照顧人民生活。1957年2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他指出：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國家要積累，合作社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他還在報告中號召我們6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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