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毛澤東畢其一生殫精竭慮地堅持和實踐“強本開源”、“開源節流”思想，以實現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
2.收支並重
這一思想始於西周，在後世不斷得以繼承和發展。
西周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封建國家，其財政製度的總原則是“量入為出”，在財政征課方麵“以九賦斂財賄”，包括“徹田為糧”、“任土所宜”、“平均負擔”，在財政開支方麵“以九式均節財用”，專稅專用。《禮記?王製》中說：“塚宰製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製國用。因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製國用，量入以為出。”封建社會初期的勞役地租形式和農業經濟形態，決定了量入為出原則的客觀必然性。而地主階級的本性必然表現為當封建財政豐裕時，統治階級往往窮奢極侈，而對被統治階級進行更殘酷的壓榨，使財政豐裕本身導致它賴以形成的條件的摧毀，也使這一原則的積極意義常常成為空想。盡管這一總原則常不能實現，盡管當時財政屬於中央與地方二級財政，但其影響十分深遠。
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財政原則。孟子主張“助而不稅”，即國家以大地主身份使人民代耕公田而收取勞役地租。《管子》主張“取之有度”與“用之有止”。在財政收入方麵，認為最好的課稅原則是使百姓隻“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要求減輕強求的征收或租稅的稅率而盡可能增長國家的經濟收入。在財政支出方麵，其基本主張是審慎用財、儉而不侈，即國家財政收入與支出均應遵循一定的標準，封建統治者不應肆意揮霍。《管子?修權》載：“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管子?八觀》載：“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邪巧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當然，這裏並非一味強調節儉，它還重視分配和消費對於生產的刺激作用，尤其重視國家支出對於社會生產的作用。到戰國末期，荀子發揚孔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思想，提出“上下俱富”、“開源節流”的觀點，成為後世思想家長期尊奉的思想。
唐朝陸贄認為，無論從財富生產還是從財政支出方麵來看，如不能量入為出就必然匱乏空虧。他說：“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所以，他從防止統治階級的窮奢極侈和荒淫無度出發，堅決反對當時楊炎提出的“量出為入”原則。
此後，北宋思想家李覯發揮了西周以來“量入為出”、專稅專用的思想，強調財政收支的製度化，倡導量入為出，收支適合，節用愛人。南宋思想家葉適進一步分析了量入為出原則。他認為，不僅要從數字“量入”，還要考慮怎樣取得“入”，如果財政收入來源不合理，則對人民的橫征暴斂就愈多，則財政支出也會不合乎常規，則奢侈浪費的支出也愈大，對人民的損害和國家的削弱也愈大。他說：“國家之體，當先論其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所出非經，其為蠹國，審矣。”明朝思想家丘浚把荀子的“開源節流”思想與西周的量入為出原則綜合作了發揮。他說：“按荀卿本末源流之說，有國家者不可不知也。誠知本之所在則厚之，源之所在則開之，謹守其末，節製其流，量入以為出，挹彼以注此，使下常有餘而上不足。”他還就怎樣進行量入為出提出了具體建議以及史所罕見的預算編造製度。
“量入為出”原則奉行到唐朝時，由於租庸調製的實行，貨幣地租形式的發達，國家財政收支中商業經營的運用，便讓位於“量出為入”原則。“安史之亂”後，楊炎提倡公賦獨立，要求稅製簡化，強調負擔能力，實行貨幣納稅，並提出“量出為入”原則。他指出：“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製入。”量出為入，就是先計量國家每年所需要的經費，然後規定相應的課征收入，以滿足國家經費支出的要求。這一原則的提出及運用，易於為地主階級的貪婪榨取大開方便之門，但從世界財政思想發展進程來說有著重大曆史意義。
到明末清初時，大思想家王夫之一方麵堅持量入為出原則，另一方麵又不完全反對將“因出以求入”作為權宜之計。
在地主階級專政的社會裏，收支並重思想是統治階級維係皇權統治、緩和階級矛盾且試圖維持對勞動人民長期剝削和壓榨的措施，盡管客觀上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在本質上不能否認其巧取豪奪、窮奢極侈的本性。
而毛澤東繼承和發展這一思想，卻有著本質的不同，是為著民族的解放、國家的富裕、社會的進步與人民的幸福的。收支並重思想主要蘊含在毛澤東提出的財政原則中。
革命戰爭年代，在財政收入方麵，毛澤東探索出了打土豪籌款、生產自給、向大商人適當籌款、課征稅收、發行公債等方式，在財政支出方麵，他號召堅持厲行節約、量出為入、軍民兼顧和公私兼顧的原則。
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作的《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中指出：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是我們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
1942年，毛澤東和共產黨接受和實行民主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的“精兵簡政”的建議。他說：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精簡之後，減少了消費性的指出，增加了生產的收入，不但直接給予財政以好影響，而且可以減少人民的負擔。1945年1月，在《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的講話中，他指出：有了生產自給運動，我們將更有生氣和精力。但決不可自恃富足而不肯節省，也不肯生產；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隻顧一時，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的很多年，計算到長期堅持戰爭，計算到反攻，計算到趕走敵人之後的建設，一麵決不濫用浪費，一麵努力發展生產。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強調指出，必須堅持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生產和節約並重。
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更是多次強調收支平衡，統籌兼顧，生產和節約並重，力求發展社會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
3.輕賦薄斂
中國傳統財政思想中，與強本開源緊密相關的是輕賦薄斂。
據現有史料記載，春秋時期晉文公、晉悼公首倡“薄賦斂”思想。而儒家創始人孔子的輕賦薄斂思想影響更大更深遠。孔子力主“斂從其薄”，強調“其養民也惠”，提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種比較正確地處理稅收與稅源、消費與生產關係的認識得到了儒家後學的堅持和發展。孟子以仁政為基礎，提倡“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關譏而不征”，“助而不稅”，主張實施“什一”的農業單一稅製。他提出：“省刑罰，薄賦斂，深耕易耨”；“取於民有製”。荀子堅持農業什一稅製，堅決反對聚斂。他說：“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又說：“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此後，漢朝的賈誼、晁錯、董仲舒、桓寬，唐朝的劉晏、楊炎、李翱，宋朝的蘇軾、葉適，明朝的丘浚、王夫之，清朝的包世臣、魏源等，均主張輕賦薄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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