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本抑末、重農輕商思想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鮮明特色。
戰國初期魏相李悝首倡重農抑末思想，他提出：“農傷則國貧”，“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這裏反映了當時對於農、工、商業態度的過渡。隨後，商鞅發展了李悝“重本禁技巧”的思想。他明確提出：“能事本禁末者富”，“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並結合其農戰政策主張提高粟價、加重對非農業活動的課稅、獎勵農耕。商鞅通過“事本禁末”，“壹民”於農戰，加強了新興封建國家的軍事力量，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而其思想政策也隨著秦統一中國被繼承和奉行下來。繼商鞅之後，荀子基於對社會分工和交換的理解，在肯定工商業社會職能的條件下，提出“士大夫眾則國貧”和“工商眾則國貧”的觀點，認為“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奸邪，是所以養生也”，既從理論上論證了重農的必要性以及農工商業的相互關係，又主張“務本禁末”，適當地節製和限製工商業。其後，荀子的弟子韓非明確而響亮地提出“農本工商末”、“重農抑末”的思想口號，認為“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鄉刻畫為末作者富”，“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他把工商業者視作“五蠹”之一，視作破滅國家的禍首，主張嚴厲打擊商人。崇尚法家的秦始皇完成統一中國大業後，刻石表功昭令天下，明確宣布“上農除末，黔首是富”，並把天下豪富12萬戶（其中大多為前六國富商巨賈）遷徙到關中和巴蜀，而且在征發徭役時常視商賈為罪犯而謫戍。
西漢初立，漢高祖劉邦鑒於楚漢戰爭時商人的囤積居奇、操縱民生，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操兵騎馬”、“仕宦為吏”，並“重租稅以困辱之”，還把富商豪右之家遷居關中。但是，由於漢初采用陸賈“馬下得之不可馬上治之”、“逆取而順守”的策略，實施“休養生息政策”，在經濟上采取了“放任主義”方針，“弛山澤之禁”，允許鑄幣、冶鐵、煮鹽私營，結果隨著戰後全國統一、交通便利、關梁無阻以及社會經濟的全麵恢複與繁榮，商品經濟迅猛發展，富商大賈勢力膨脹，中小商人生意興隆，賤商令未能形成濃厚持久的風氣。到文帝、景帝時期，農工商各業全麵繁榮，國家財富充實，普遍家給民足，富商大賈勢比王侯且常與諸侯相交通而威脅中央政權。謀臣賈誼上《論積貯疏》，痛陳商業發展導致的奢靡淫侈之病，土地兼並之害，背本趨末之危，提出“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謀臣晁錯上《論貴粟疏》，深刻揭露了商人資本對農民的壓迫，堅決抨擊了土地兼並對國家的危害，提出“粟者，王之大用，政之本務”，“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文帝均采納並下詔開籍田親耕率民以勸民務農。然而，由於漢初以黃老之學（略雜以儒術）治天下，雖有賈誼、晁錯力倡重農抑商政策，在“放任主義”經濟總政策下，重農取得明顯成效，而抑商政策收效甚微。
到漢武帝時期，富商大賈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增長到無以複加的地步，成為一種危險的可與中央政權相抗衡的離心勢力與分裂因素。放棄黃老之學，獨尊儒術，儒表法裏，成為必然選擇。與此同時，在商業發達且客觀上要求重農抑商的背景下，出現了司馬遷的農商並重思想和桑弘羊的重商輕農思想。司馬遷信奉儒家自由放任經濟思想，認為“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且“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並總結了當時富商大賈“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普遍做法。桑弘羊認為，“農商交易，以利本末”，“農工商師，各得所欲”，“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而正是漢武帝改“放任主義”為“幹涉主義”，行算緡之策，並重用主張“富國何必本農”的桑弘羊，確立了鹽鐵官賣、均輸平準政策，堅決打擊民間盜鑄貨幣，嚴厲打擊私商囤積居奇行為，取得了財政上的重大成功。正是重商的桑弘羊獲得了抑商政策的成功。同時，鹽鐵專賣政策實施中的弊端，儒家學派在政治上的學術壟斷地位的確立，使得此前由賈誼、晁錯大力倡議的崇本抑末、重農輕商思想在漢昭帝時召開的鹽鐵會議上占據了優勢，並同“貴義賤利”、“崇儉黜奢”一起最終作為傳統經濟的“教義”推廣和奉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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