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諸子散文、詩詞、歌賦、戲文以及小說雜記等，和毛澤東相依相伴了一生。他十分重視從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或借以表明自己的看法，或借此抒發自己的情感意誌。它擁有著詩人獨特的心境，他的言談舉止，他的政治思維，他的為人和審美情趣，時常顯示出他與眾不同的文人氣象。他關於古代文學作品的評點和談話，他對古典詩歌的鍾情和自己的詩詞創作，他對傳統戲曲的喜愛和改造，以及他同文藝家交往的信件，對一些文藝活動和文藝作品的批示等等，無不展示著毛澤東對文藝問題的深刻追尋，同時也表明了毛澤東文藝思想與傳統文藝之間的密切聯係。在他看來，作為一個中國人，不了解中國傳統文藝是說不過去的。在他豐富多彩的文藝實踐活動中，他十分注意從傳統文藝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或借此抒發自己的情感意誌。
1.把小說當曆史讀
作為政治和思想領袖，毛澤東終生喜歡古典小說，推崇它的地位，注重從傳統文藝中認識中國曆史及其發展的必然性。一方麵，由於他閱讀了大量中國曆史著作，在古典小說方麵有深厚素養，使得他非常喜歡並駕輕就熟地用一些典型的形象和故事，把自己的理想、意誌、策略通俗地傳播給他的戰友、部下和人民，具有生動的說服力和感染力。如他多次引用《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聊齋誌異》等古典小說中的情節、人物、對話等作為自己的語言素材，用形象的思維方式和生動的語言通俗易懂地表達自己的意旨，他“帶有強烈通俗文學特點的領導風格使他和農民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增加了他對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他主張把古典小說當曆史讀、當政治書讀，以史家的興趣、眼光、見識來印證和引申他對曆史現象的看法，這是毛澤東繼承中國古代傳統文藝中“史貴於文”的閱讀和批評傳統的鮮明例證，也是他主張“古為今用”的一種視角。可以說，史家興趣，是他選讀古典小說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史家眼光，是他品評古典小說的一個基本角度；而史家見識，使他對古典小說的內涵和意義有獨特發掘和見解。這就決定了他在方法上，很自然地把古典小說還原到產生它的曆史背景上來理解，把它當作曆史來讀。通過它來知興亡，鑒得失，明事理，把握曆史現象及其規律。正如他自己所言：“不學點帝王將相，不看古典小說，怎麽知道封建主義是什麽呢？當作曆史材料來學，是有益的。”正是基於此，他除閱讀古典名著之外，較為偏愛的是大量的紀實性很強的曆史演義和筆記小說，並且經常把小說裏的政治和社會生活與現實聯係起來，引用古典小說中的人物、情節、語言等來說明當前的問題，形象而貼切，具有很強烈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小時候閱讀古典小說，他就發現小說中主要人物很少是農民，後來經過分析終於發現那些有名人物是由“農民供養”的有權有勢的統治者。這時他就似乎發現了農民問題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問題，並對農民問題從此開始給予極大關注。後來毛澤東主持新民學會，建議會員們讀一讀《水滸傳》，他說：“《水滸傳》是我國第一部專門描寫曆史上北宋末年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的古典小說。”1926年，毛澤東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在一次演講中談到《水滸傳》說，“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容於現時社會，遂致失敗。中國皇帝崩潰，就是農民起來了，有領袖組織造反。假設全國的農民組織起來，不知其力量大到怎樣了”。1938年10月召開的中央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同幾位著名將領談起古典小說時，開玩笑說：“《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不看完這三部小說，不能算是中國人。”1939年7月，毛澤東在陝北公學演講，講到上井岡山“沒有法子，被逼上梁山”。1947年，他曾說：“不讀《紅樓夢》，就不知道什麽是封建社會。那裏寫了貪官汙吏，寫了皇帝王爺，寫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隸……看了這本書就知道什麽是地主階級，什麽是封建社會，就會明白為什麽要推翻它。”1954年毛澤東又對人說“《紅樓夢》這部書寫得很好，它是講階級鬥爭的”。凡此種種，都說明他通過對古典小說的閱讀與評點，執著地對中國革命的客觀性和合理性進行著探索和論證。
毛澤東不僅要求把小說當曆史讀，而且要當政治書讀。他曾說要把《水滸傳》“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因為書中“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占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郎山、二龍山等，最後匯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但是統帥得好。”“官逼民反”是這類小說中所描繪的一個基本事實，這正是小說中最有價值的思想內容，也是毛澤東看重這部小說的一個方麵。為此，1944年1月9日看了延安平劇院編演的曆史劇《逼上梁山》後，當即給編導們寫了封熱情讚揚的信，信中說：“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曆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複了曆史的麵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麵。”他認為這是在傳統題材裏挖掘出曆史的真諦。又如他在談到《紅樓夢》時說：“《紅樓夢》是一部講階級鬥爭的書，是寫‘四大家族’，寫了貪官汙吏，寫了皇帝王爺，寫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隸，階級鬥爭激烈，是一部頂好的社會政治小說”，“把《紅樓夢》當作曆史讀，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讀了《紅樓夢》就懂了什麽是地主階級，什麽叫封建社會。”
毛澤東不僅通過小說了解中國社會，他還常常借小說或其他文藝作品表達他對政治問題的看法。如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聊齋誌異》裏《狂生夜坐》等故事，告訴人們，不要怕鬼，你越怕，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進來把你吃掉。提倡“打鬼”精神，號召人們奮鬥下去，什麽威脅都不要怕。在會上，他還指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選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後來又仔細修改何其芳寫的序，並和當前的形勢結合起來。當時正是自然災害和國際上反華思潮趨高之時，他提倡不怕鬼的用意是很明顯的。1959年夏天，在廬山會議上，他將枚乘的《七發》作為會議文件發送給全體代表，並為此寫了長篇批語。他特別指出：“枚乘……有一條爭上遊，鼓幹勁的路線”。“我們的爭上遊，鼓幹勁的路線代表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和幾億勞動農民的意誌。枚乘所攻擊的是那些泄氣、悲觀、糜爛、右傾的上層統治的人們。我們現在也正有這種人。”他從古人的文章中發揮出所謂路線鬥爭問題。對《西遊記》，他說：“讀《西遊記》，要看到他們有個堅強的信仰。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他們一起去西天取經，遭受九九八十一難，百折不回，始終朝著一個目標，堅定不移，團結一致，堅持奮鬥。那匹小白龍馬，不圖名、不為利，埋頭苦幹的精神和作風，是值得我們取法的。”在這裏，他從政治理想和革命信念的角度出發，對唐僧取經的整個事件作了整體性評點，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具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他還把孫悟空的大鬧天宮，看成是反對官僚主義的勇敢行為，並以孫行者的勇敢形象，鼓舞群眾起來共同反對官僚主義。“中國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義很厲害。有個最革命的孫猴子反對過他專製。這個願望雖經曆了不少困難，像列寧被抓去一樣被人家抓去，後來他又跳了出來，大鬧一番。玉皇大帝是很專製的……一定會打倒。孫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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