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反對封建專製，主張社會主義民主。他明顯受到儒家和法家治國思想的影響，在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傳統治國思想作了批判，但同時也在長期的革命和建國實踐中，對其中的“尚賢任能”思想、德治仁政思想以及傳統的權變思想和政治謀略等加以吸收和發揮，從而形成了自己的治國思想。
1.用人藝術
政治管理的目標是治國安民，而治國安民需要人才，所以用人問題也是政治的重要問題。曆史上幾乎所有進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因而主張知人善任。毛澤東在這一方麵十分突出，用人之道可謂出神入化，其思想素材直接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尚賢任能思想，但又結合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頗具獨創性。
（1）中國傳統的尚賢思想對毛澤東用人藝術的啟示
古人說：國有三不祥，夫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可見用人之道曆來是古今治國思想和領導思想的主題之一。中國傳統的用人思想主要集中在論述尚賢與治國安邦的密切關係上。這種思想最早可以溯源於商朝，商伊尹曾曰：“任官惟賢才。”孔子認為“為政在人”，所以他積極主張“舉賢才”。孟子告誡統治者“不用賢則亡”，“不信賢則國空虛”。戰國時尚賢思想的集大成者墨子認為賢士“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所以他說：“尚賢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賢上》）荀子也主張“尚賢使能”。明末王夫之說過“能用人者，可以無敵於天下”。直到清代，龔自珍發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喚……這些都是中國古代尚賢用能思想的發展。
“尚賢任能”思想在政治實踐中也備受重視，例如：漢武帝劉徹在位時下“舉賢良”詔，連續多次大規模征召才能之士；漢光武帝劉秀“尊賢下士”，把尊賢看作國家治亂興衰的大事；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曹操先後三次發布《求賢令》，印證了他“唯才是舉”的人才觀；唐太宗李世民不管哪種政治力量，隻要有才能，都加以重用。他主張“唯才是與，因材施用”，因而達到了封建統治時代的頂峰“貞觀之治”。
毛澤東酷愛傳統典籍，他不但讚同曆代進步思想家的人才主張，更注重吸收曆史上那些傑出的政治家的用人經驗。毛澤東欣賞那些馬上得天下，於亂世之中建赫赫武功的雄才大略者。比如他所推崇的漢高祖劉邦，就是一個被史家稱讚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當了皇帝後，曾總結道：“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這說明了知人善任、從諫如流與剛愎自用、不肯納諫的天壤之別。所以，毛澤東在讀《史記?高祖本紀》時評點道：“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與劉邦相反，首先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統治的陳勝卻很快失敗了。毛澤東在讀《史記?陳涉世家》時指出陳勝犯了兩個致命錯誤：其一，成功忘本；其二，重用奸人。尤其是他重用奸佞，導致許多將領不願再追隨他。這些鮮活的曆史事例給了毛澤東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
（2）毛澤東用人藝術的思想內涵
在我黨的曆史上，作為政治領袖的毛澤東向來以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和知人善任的高超領導藝術而聞名於世。他的用人藝術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非常重視人才的作用――用人藝術的前提。因為毛澤東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他十分重視人才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曆史任務的。”毛澤東肯定了我黨的大多數幹部是好的，“他們都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產”。他認為：“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據此，毛澤東提出了一套識別、使用和愛護幹部的有效辦法。
第二，善於識別人才――用人藝術的關鍵。隻有“識人”，才能“善任”。毛澤東認為識別幹部的主要辦法就是：“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毛澤東在識人方麵，不要求“完人”和“全才”。他曾經說過：一個人，才有長有短，性情習慣有點惡亦有點善，不可執一而棄其一。毛澤東曾讀李延壽編撰的《南史?曹景宗傳》，曹景宗因英勇善戰而為梁武帝所重用，但他也有強悍輕浮、暴躁自負、喜好玩樂等諸多缺點。毛澤東欣賞他驍勇善戰和豪放灑脫的性格，所以他評點道：“景宗亦豪傑哉。”毛澤東善於抓住人的優點，根據每個人的專長安排工作，做到人盡其才。所以，在他的領導下，總是有許多人才脫穎而出。
第三，科學的選人用人標準――用人藝術的核心。宋代政治家司馬光主張“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中國古代政治家這種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對毛澤東有明顯影響。1937年5月，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共產黨的幹部所應具備的“德”和“才”的基本素質。它們包括：懂得馬克思主義；具有政治遠見；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能做到大公無私；善於密切聯係群眾；有獨立解決問題的工作能力。第二年，他又強調，沒有一大批這樣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擔負起曆史的重任。
毛澤東特別讚同古代“任人唯賢”的主張，他指出我們民族曆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用人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一個是任人唯親。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後者是不正派的路線。毛澤東為我黨製定了“任人唯賢”的幹部路線，在這裏，“賢”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本領。毛澤東賦予“賢”新的時代內涵，即幹部的政治態度、政治品質和思想作風，並且“賢”的具體內容還隨著曆史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建國初他還提出了“四不”精神，即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其目的就是反對“任人唯親”。
毛澤東喜愛清朝龔自珍的詩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在用人方麵的不拘一格，突出地表現在反對論資排輩，主張大膽起用在實踐中湧現出來的、比較年輕傑出的人才上。比如林彪，打仗比較靈活，23歲擔任紅四軍軍長的要職，毛澤東對他很是器重；吳亮平，20多歲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小舟，24歲時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他們的才華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1957年4月，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談到提拔年輕幹部時，毛澤東說：“赤壁之戰，程普四十多歲，周瑜二十多歲，程普雖是老將，不如周瑜能幹，大敵當前，誰人掛帥？還是後起之秀周瑜掛了大都督的帥印。孔明二十七歲成名，也未當過支部書記、區委書記嘛，也是個新幹部嘛！赤壁之戰以前無名氣，這以後才當軍師、中郎將。古時候可以破格用人，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大膽提拔？”1964年3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再次強調：“現在必須提拔青年幹部。赤壁之戰，群英會，諸葛亮才二十七歲，孫權也是二十七歲，孫策起事時隻有十七八歲，周瑜死時不過三十六歲……曹操五十三歲。可見青年人打敗了老年人。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他想以這些史例來說明要充分相信年輕人，敢於破格選拔人才。當然毛澤東也強調了不能矯枉過正，統統按年齡，還要看能力。比如秦國的白起、王翦，趙國的廉頗、李牧都是用兵老道的將領，他們也是從青年成長起來的。所以，毛澤東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用不用年輕人，而在於用什麽樣的年輕人。
第四，放手使用人才和愛護人才――用人藝術的歸宿。重視人才、識別人才和選拔人才，歸根到底就是為了更好地放手使用人才，而隻有信任和愛護人才，才能充分調動人才的積極性。毛澤東尊重下級，讓他們放手工作，使其職權不受到不應有的幹預。他用人不疑，高度重視下級的反對意見，使下級的聰明才幹得到充分發揮。愛護人才體現了毛澤東以人為本的思想，他指出了愛護人才的辦法，即在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對他們的疾病和生活困難等問題予以關照，使其感到組織的溫暖；在實踐學習中提高其理論水平、鍛煉其工作能力；檢查他們的工作，對於犯了錯誤的幹部，一般應采取說服的辦法，幫助其改正錯誤；在他們遇到挫折，遭受打擊時，鼓舞他們，使其感受到組織的信任。隻有充分信任和愛護人才，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才能如同古人所說的那樣，使勇者竭其力，智者盡其謀，仁者播其惠，德者效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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