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中國傳統的“尚賢任能”觀念對毛澤東用人藝術的影響非常大。毛澤東借鑒了古代“尚賢”的用人思想，並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加以應用。他將人才為君主統治服務，上升到為民族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高度。毛澤東十分重視用人問題，曆來在用人方麵堅持紅專並進，堅持公道正派的作風，反對任人唯親，為我黨奪取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裝備了一支德才兼備、又紅又專的幹部隊伍。我們黨的事業之所以興旺發達，人才輩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毛澤東的用人藝術的繼承和發展。
2.整頓吏治
千百年來中國曆代王朝由於力求在一個廣闊而又複雜多樣化的大陸上維持一個統一的國家和統一的文化，因而形成了最善於實行中央控製和最徹底最巧妙的官僚體製的政府。費正清曾講道：“人民共和國的龐大新官僚體製，必須以這個傳統為背景來考察。盡管在總的效果上是史無前例的，這個體製仍不能不在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1948年4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事業勝利在望，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要求，為了使中央的一切政策毫無保留地執行，毛澤東暨中央發令，要求各地領導同誌必須迅速地“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而各地區和各部分則統一於受中央委托的領導機關。”在古代，諳熟孔孟之道的士大夫官員代表皇帝管理地方。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黨員和幹部按照所受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為黨和人民工作。但是，新中國政權同樣麵臨著這樣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怎樣使官員們保持高效、清正和廉潔？毛澤東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1）重視建設一個團結的堅強有力的領導班子
毛澤東十分重視領導班子的團結對事業成功的重要意義。他說：“全黨團結一致，一百多萬黨員團結一致，什麽敵人我們也不怕。”毛澤東有一次對薄一波談《三國演義》時說：“你們北方人――劉備、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組織了一個南下的班子，到了四川，同地方幹部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根據地。”這說明一個團結的領導集團是事業成敗的一個重要條件。毛澤東引用這個事例的意思，是說外來的幹部一定要同地方幹部很好地團結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業。我黨的幹部隊伍有中央幹部和地方幹部、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等等之分，這些幹部之間常常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和衝突，如果處理不當，必然影響各方麵的關係，不利於團結。毛澤東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他說：我們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頭宗派，所有幹部“都是一個父母生的”，是黨的財富。他要求幹部之間要互相學習，互相團結，互相提高。毛澤東說：“共產黨就是以諸葛孔明的辦法辦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篤政，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蔣（介石）搞碼頭，搞宗派，他是必然要失敗的嘛，希望你們團結起來，努力把國家的事情辦好。”
（2）注重整頓幹部的工作作風
毛澤東讀史善於聯係現實。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著名史論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中敘述了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在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後，若幹首領腐化並發生宗派鬥爭，以致失敗的過程。毛澤東將此文當作中國共產黨的整風文件，要求同誌們引以為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奪取全國勝利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建國後毛澤東在讀《明史?宣宗紀》時，對其中記載的紀綱不振、政風不嚴的現象頗有感觸，批注道：“今猶存此弊。”毛澤東所說的“此弊”，是指有令不行，令行不止的問題。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黨內通訊中，曾批評中層幹部說：“上麵的指示不合他們胃口的，他們即陽奉陰違，或者簡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因此，需要經常開會，上層和基層夾攻中層，中層幹部才能改正錯誤觀點。
毛澤東很愛讀《南史?韋睿傳》，所作批注達25處，如“躬自調查研究”，“敢以數萬敵百萬，有劉秀、周瑜之風”，“幹部需和”，“勞謙君子”，“不貪財”，“仁者必有勇”等等。毛澤東的這些批語涉及領導幹部所應有的垂範、廉潔、勤政、團結諸方麵的作風素養。他認為我黨幹部應該學習韋睿的作風。
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毛澤東曆來主張下級要敢於批評上級的缺點錯誤，提倡黨內各級幹部反映情況、提出看法，都要講真話，認為這是黨內民主生活的基本內容。1959年，毛澤東在反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為什麽會一哄而起，自己當時為什麽沒有聽到符合客觀實際的情況反映的時候，他感到黨內迫切需要民主氣氛，需要海瑞那種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他大力宣傳海瑞精神，並把《明史?海瑞傳》推薦給幹部們看，希望中國能多出幾個海瑞，可謂用心良苦！
（3）反對黨員幹部中的腐化傾向和官僚主義
1949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是中國革命勝利前夕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的一次重要的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諄諄告誡全黨，要警惕因為勝利而產生的驕傲自滿不求進步的情緒和以功臣自居貪圖享樂的情緒，必須預防“糖衣炮彈”的攻擊。建國後，毛澤東在實際工作中發現黨員幹部中有腐化傾向和官僚主義作風，他認為這將會使黨脫離群眾，最終失去威望。他說：“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汙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為了挽救一批被資產階級腐蝕的幹部，為了打退三年以來資產階級對我黨的猖狂進攻，也為了對全黨進行一次大清理，1951年至1952年間全國開展了“三反”和“五反”運動。毛澤東強調“應把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要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揭發貪汙行為，並動員群眾對典型的貪汙犯進行公審，依法治罪。因為大貪汙犯是人民的敵人，故應堅決徹底地將他們全部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毛澤東認為“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因為官僚主義是貪汙和浪費現象所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建議，為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要對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1957年開展的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目的是要把我黨艱苦奮鬥、密切聯係群眾的好傳統發揚下去，使革命意誌衰退的人，重新振作起來。
貪汙腐化行為是政治體係中的一個毒瘤，官僚主義則是任何一個實行文官製度的國家最不容忽視的問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多次指出了它們的嚴重危害性，他希望通過開展整風的形式，利用群眾運動對其進行衝擊，以純潔黨員幹部隊伍，重新恢複黨的威望。其主觀願望是好的，但這種群眾運動的方式是不成功的。
3.民主建國
中國古昔就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民為貴，君為輕等民主思想的淵源。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出現了“共和”一詞，千百次的農民起義中有著民主的含義。但是中國曾有民主思想和中國曾實行民主政治完全是兩回事。中國過去實行的是與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秦代以前，中國是一個諸侯割據稱雄的國家，自秦始皇橫掃六國之後，就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這種封建君主專製的政治延續達兩千多年之久，可謂根深葉茂。其顯著特征就是“天下一家”，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是一切人的主上，聖旨便是法律；皇帝在各地設官職以分管兵、刑、錢、糧等事，並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封建統治的基礎。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使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受此影響，毛澤東早年是以民主鬥士的身份開始其政治生涯的。他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對中國封建專製思想和國民黨獨裁政治的反動，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吸收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思想的精華和中國傳統民主思想的因子，在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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