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哲學思想萌芽於三代時期，產生於春秋戰國的亂世環境中。因而，哲學家大都以救世濟民作為自己的曆史使命，百家爭鳴中的各家學說多是政治哲學。先秦諸子的思想理論在秦漢建立中央集權製度之後，融匯成新的龐大體係，形成了相對完善的內容豐富的政治哲學。這種政治哲學一直綿延到明清時代，它使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具有較高的哲理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現代中國的政治。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包括天命論、大一統論、綱常論、民本論、變革論、德治論等。由於其中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變革思想和德治思想對毛澤東有著非常明顯的影響，下麵就分別論述一下毛澤東對它們的繼承和揚棄。
1.政治理想的目標――大同論
（1）古代政治思想家的理想國理論
從宏觀上看，“任何博大精深的政治思想都蘊含著深刻的政治理想，正是這種政治理想使政治思想升華，並製約著思想體係的價值取向與理論構架。”從微觀上說，“能不能提出一個政治理想國理論和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原則，是衡量能否成為政治思想家的基本標誌之一。”道家的開山人物老子提出的理想國就是“小國寡民”。在這個國家裏，人們這樣生活：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第80章
受老子的影響，莊子的理想王國就是“至德之世”、“建德之國”、“無何有之鄉”。儒家創始人孔子主張以仁治國，他從“天下歸仁”這一原則出發，構想出了一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理想社會。孟子則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社會。墨子以“兼愛”為本設計了一幅“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的理想藍圖。成書於戰國末或秦漢之際的儒家著作《禮記?禮運》篇，對理想的社會製度作了經典性的構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
對未來社會的憧憬往往在社會危難的時候表現得最明顯。東漢末年出現了一本表達太平盛世的政治理想的著作《太平經》。它設計了一個財物共有、人人勞動、相愛互助、免除刑罰的理想國。南宋末年到元初，民族矛盾和階級壓迫以及王朝的更替戰爭，給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浙江錢塘人鄧牧在批判君主專製和官僚政治的基礎上，提出了“平等社會”的政治理想。在這樣的社會裏，沒有君民等級，沒有聚斂掠奪，君主的生活與民眾一樣簡樸，官吏與百姓也很接近。明代的思想家王艮提出了“人人君子”的理想政治社會；何心隱則設想了以“師友”為核心的理想社會；李贄反對人為的不平等和束縛個性，他向往的理想政治社會是人們“各從所好，各聘所長，無一人之不中用”。清朝晚期，中國古代最後一位政治思想家龔自珍構建了一個由君師合一的聖王來弘揚道義、任用賢才、重建農宗、平均天下的理想盛世。以上這些理想國理論雖然蘊含著積極的因素，但是因為受到時代與階級的局限，終歸流於空想。
中國古代的理想國理論在近代得到進一步發展。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構建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天國理想。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康有為不僅在內容上接受了以往政治思想家的理想國，而且用“大同”一詞來命名他關於理想社會藍圖的著作。他的“大同”思想在中國近代空想社會主義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它比樸素的太平天國的農業社會主義空想已向前大大跨進了一步，它根據社會必然向前發展的曆史進化論，提出了一個以高度物質文明為經濟基礎，以人人勞動和財產公有為基本原則，以政治民主個人平等自由為社會結構的‘大同’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認為按照他的民有、民享、民治的三民主義建國，“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2）毛澤東政治實踐的理想主義色彩
“理論家們常常賦予理論以純粹性，冀望通過理想化的理論折服人。這有它的道理。蓋理論不純粹、不予以某種絕對性，就難有說服力；不賦予某些理想化成分，就難於召喚信徒追隨並孜孜於作出付諸實踐的追求。”大同社會的理想對毛澤東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所闡述的“大同”思想對他的影響就更加明顯。毛澤東不但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到過它，而且從他的早期文稿中也可以看出此書的影響。青年毛澤東就是懷著建造一個空前未有的新社會、一個至善至美的新世界而投身革命實踐的。因而，五四時期西方一些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空想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也吸引過他。1917年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信中明確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鵠。”同年，他積極構想且實踐著帶有空想社會主義特質的“新村”社會，並曾設想建立“湖南共和國”。
成為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者與實踐者之後，毛澤東的政治理想追求無疑大大異於他早年的“新村”理想，但毛澤東並未完全拋棄大同思想，傳統政治思想中的理想國理論很容易使毛澤東將共產主義遠景同以往的“大同”理想聯係起來。作為一種主觀心理因素，他早年對理想國的追求，仍作用於他一生的理想追求中，成為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重要心理基礎，並幫助他在未來的革命和政治實踐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創造了偉大業績。美國的中國現代史研究學者莫裏斯?邁斯納這樣認為：“在毛澤東的思想中，人們會看到一種未來觀，它既含有福地樂土成分，又含有烏有之鄉成分。”如果將“福地樂土”成分看成是毛澤東對未來社會主義的過分熱烈的暢想，對共產主義遠景目標的一種超前憧憬，那麽，莫裏斯?邁斯納的評述是有些道理的，體現了毛澤東理想主義的基本特色。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後，毛澤東還用“大同”一詞表述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1949年6月30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時候毛澤東指出：“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大同思想對毛澤東建立新中國的理想產生了積極效應，毛澤東也自覺或不自覺地順應了近代中國要求建立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國家的曆史潮流。
然而，這種帶有濃厚理想化色彩的主觀心理因素的作用，也常常使毛澤東在為實現理想目標的實踐活動中，有時超脫現實實際，表現出一種急於求純求成的現象，以致欲速不達，欲純不能，甚至阻滯了毛澤東實現理想社會的進程，給他所從事的事業造成了損害。作為一位極富詩人氣質的政治家，毛澤東往往以藝術的方式表達政治，又以政治的方式表達藝術。但是“當一個政治家以詩人空靈的詩意和哲人的超越情懷去從事現實的政治事業，並試圖在塵世建立天國時，悲劇也就隨之拉開了幃幕。”毛澤東在從事政治實踐活動中，常常表現出濃鬱的理想主義傾向，表現出一種超越現時曆史時空拘囿的豐富想象和熱情。這使得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顯示出無窮魅力，而同時，也使得他的政治思想時不時帶著濃厚的理想化色彩。這在他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表現得最為突出。毛澤東的理想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與大同理想又是那麽接近，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和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開始，毛澤東即開始加強實現其社會理想的實踐，致力於加速推動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一方麵，他發動並領導了“大躍進”運動，並推崇人民公社化製度，其“目的就是要在農村這個最廣闊的土地上根絕資本主義的來源”，“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絕種”。另一方麵，毛澤東提出“不斷革命”論，不斷展開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革命，試圖通過這種“一個接一個”的不間斷性的革命，解決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不斷存在著的社會矛盾和社會鬥爭，最終實現革命的目標，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在毛澤東看來，無產階級在奪取國家政權之後，就要加快對生產關係的改造，盡快實現上層建築的變革。因此，1949年到1956年中國首先實現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實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後，就標誌著中國要開始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此時，關鍵的是要在政治和思想領域內進行不斷革命，以此來不斷激發和保持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的熱情。馬克思說過，科學的理論一旦掌握群眾，就會變為巨大的物質力量。毛澤東曆來強調在決定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人的思想意識以及人的政治行為的巨大反作用。思想和政治是統帥，又是靈魂。因而，無論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共產主義社會，雖然在根本上取決於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但其前提條件卻是思想改造先行，造就無產階級化的人。這就要在政治思想領域內不斷革命。為此，毛澤東設想通過“抓革命，促生產”，使中國迅速步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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