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精神活動的運行總是有著很大的慣性和繼承性。文化作為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的總和，就如同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它產生於過去，匯聚於現在，又奔流於將來。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任何新的、先進的思想體係的形成，都不能完全脫離傳統文化的長河，這是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因此，任何一種新的思想或學說都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資源出發，況且“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人不能超越曆史來塑造自己，毛澤東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的中國土壤中成長起來的偉大的政治家。他一生不知疲倦地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籍，傳統思想對毛澤東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國內毛澤東的研究專家李銳說：“毛澤東崇尚我國傳統文化，甚至可以說，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他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熟悉程度。”國外也有學者通過對毛澤東著述中語言字句的統計，得出了這樣的結果：“毛澤東引用得最多的是孔夫子和新孔夫子的原話，其次是斯大林和列寧的著作，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引用得最少。”這種以語言字句的統計數字來分析其思想來源的方法雖然有些牽強，但至少表明毛澤東的知識背景、認知方式和思想表達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社會活動和政治實踐中，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和政治謀略進行了揚棄，對其中科學的合理的成分加以繼承、改造和升華，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從而不但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我們樹立了一個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古為今用”的典範，也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科學態度
首先，毛澤東重視從曆史中探尋資政治國的智慧。毛澤東自幼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考入湖南第一師範後，“四書五經這類古籍仍屬案頭之書”。這一時期，他除了攻讀宋明理學之外，還閱讀了大量的史學典籍，例如：《春秋左氏傳》、《史記》、《資治通鑒》等等。他特別愛好王船山、譚嗣同的著作和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他也曾精心研讀過被譽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曾國藩的著述。早年的思想熏陶為他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探索新的政治學說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李瑞環同誌在紀念毛澤東與二十四史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戰爭年代，條件極其艱苦時，他堅持讀書。和平時期，國事十分繁忙，他堅持讀書。即便病魔纏身，行動困難時，他仍然堅持讀書。”事實的確如此。綜觀毛澤東一生的讀書生涯，他讀得最多的是史書，對他影響最大的也是史書。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確立了一個觀念，要改造中國首先必須了解中國的曆史與現狀。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他也強調：“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他終生偏愛關於中國曆代政治興衰成敗的史書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史書是特有的，中國的政治學就主要反映在曆代的史書中。他讀過的史書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等。毛澤東有一句名言：“讀書的目的在於使用。”他長期地閱讀《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之類的史書，顯然是想從曆史中尋找興衰治亂的智慧或啟迪，目的在於資政治國。例如：他在讀《新唐書?姚崇傳》時，看到姚崇向唐玄宗闡述關於怎樣治國的一段話，非常讚賞，認為它是古今少見的十條政治綱領。毛澤東畢生對中國傳統史籍興趣不衰，也表明了他“一直重視汲取中國傳統的政治經驗”。
其次，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批判繼承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恩格斯說：“任何新的學說，它必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源藏在經濟事實中。”對後人來說，前人的政治思想是一份寶貴的曆史遺產，新的政治思想就是在繼承前人優秀成果的基礎上的創新。當毛澤東轉變成為共產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後，他並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對立起來，而是把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與批判繼承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曆史，決不能割斷曆史。”可見毛澤東是用理性的目光審視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他對其進行了科學的估價，但也不是頌古非今。1944年，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講到：“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中國曆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毛澤東認為繼承這些遺產的途徑決不是無條件地照搬，而是“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采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他同史學家吳晗談到《資治通鑒》時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曆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曆史事件，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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