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孔子一以貫之的思想。“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中正，和諧之意。庸，常也。中庸，通俗的解釋就是“適度便能久常”。中庸在以孔子為宗的儒學體係中，既是理念，又是方法。《論語?先進》中說：“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作為一種理念，是對“中庸”這種“至德”的追求，作為一種方法，又是通達“至德”的途徑。在這裏，孔子把中庸作為人們不易達到卻又不可或缺的至善至美的道德規範。中庸不僅僅是一種倫理學說，它更是孔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孔子思想中處於基礎的地位。《論語?子路》雲：“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先進》雲：“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孔子這裏說的“中行”就是中庸，它的兩端是“狂”（即過）和“狷”（即不及）。“過”和“不及”一樣，都是不好的。而中庸既非“過”，也非“不及”，是最好的。但中庸不能離開“過”與“不及”而孤立存在。作為“過”的表現形式的“狂”，其不可取的一麵在於偏激，其可取的一麵在於進取；而作為“不及”表現形式的“狷”，其不可取的一麵在於該為而不為，其可取的一麵在於不該為而能不為。如果能將“進取”與“有所不為”兩個好的方麵有機結合在一起，便能達到既“進取”又能“有所不為”的中庸境界。作為方法的“中庸”就是朱熹的“取中”。朱熹曰：“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這裏的“取中”也就是中庸。毛澤東對朱熹的這個注釋是認同的，他認為朱熹注解中的兩端是質與量的“過”或“不及”，而中庸是質與量之度，並保持質、量安定性的東西。“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
毛澤東是以辯證法中的質量互變原理為指導，對中庸觀念命題進行新的詮釋。他認為中庸的內涵是要求人們“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事物的發展變化包括量變和質變兩個階段。當一個事物處於量變階段時，其質不變，這就是事物質態的“安定性”；當一個事物經曆質變階段後，它便轉化成了另一個事物，所以事物質態的安定性又是“相對的”。在毛澤東看來，“過”與“不及”就是混淆了不同事物或不同階段的質的區別。毛澤東進而用現代觀念對“過”與“不及”的實質作出新的解釋：一個是急躁冒進，“左”傾；一個是頑固守舊，右傾。由於“中庸”的本意就是既反對“不及”，又反對“過”，毛澤東便從中引申出“過猶不及”這一傳統命題的現實意義：“是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此外，毛澤東還指出，作兩條戰線鬥爭的“目的”，是從事物的量上去找出並確定那一定的質，為之設立界限，使之區別於其他異質。也就是說，反“左”和反右，都要有個標準，都需要確立一個標準。由於一定的質包含於一定的量之中，事物的量發展到了關節點就會引起質變。因此，確立標準，就是要從事物的量的發展變化中抓住那個引起質變的關節點，即毛澤東說的“設立界限”。在實際的生活實踐中，毛澤東對“中庸”的把握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中庸”理念對毛澤東人格理想追求的影響
孔子一生雖有從政的經曆，但大部分時間是修身治學。在人格理想上，“君子”是孔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而這裏的君子人格正是一種“中庸”的人格。《論語?雍也》中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質是內在的品質；文是外在的文采、文雅。野即粗野無禮；史即虛華無實、多飾少實、袖長手短。在對內在美與外在美的極端――！野與史的否定後，孔子以中庸的方式對君子作了鑒定。在尋找“中行之人”的過程中的，孔子也奉行“中庸”思想。《論語?子路》中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意思就是說：我找不到言行恰當的君子與他交往，就隻好與激進和膽怯的人交往了。“狂者”銳意進取，“狷者”謙虛謹慎。“狂”、“狷”這兩種人格都不完美，最理想的人格是“中行”，也就是兼有“狂”與“狷”兩者優點，而無他們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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