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繼承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傳統，同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相融合，究心於探求理之大源，使毛澤東樹立了“內聖外王”的誌向，那麽另一方麵，在認知領域，在朱熹“明義返本”求知方式的基礎上，他也糅合了顧炎武、王夫之以來的“經世致用”的“實學”傳統，並與西方傳入的近代唯物主義經驗論相結合，提倡“實事求是”的認識路線。
知行關係問題，是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兩千多年來，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國古代哲學家都對知行關係進行了廣泛的探討，提出了各種不同的學說和觀點，相互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對這一傳統哲學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實踐論》就是一部對傳統哲學中知行關係問題作出全麵的批判總結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的副標題為“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即表示這部著作和我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問題有著直接的聯係。
1.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
中國曆代哲人關於知行關係的論述，概括說來，有如下幾種模式：
（1）“知先行後”與“行先知後”
“知先行後”，是說“知”與“行”相比，“知”先於“行”。這一命題的代表人物是程朱理學的創始人程頤和朱熹。程頤說：“須是知了方行得。”朱熹說：“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從文意上看，程氏講“須是知了方行得”，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有合理之處；朱氏強調“行為重”，似乎也看到了“知”的目的在於“行”，亦包含真理性的顆粒。但是，他們都把“知”看作先於“行”的東西，認為“知”可以離開“行”而獲得。這樣，他們所說的“知”就勢必成為“主觀自生”的東西，滑入了唯心主義先驗論。
同“知先行後”相對立，是“行先知後”說。這一學說的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際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夫之。王夫之在認識論方麵，關於認識的起源提出了“三遇說”，即“行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自覺乃發”。“行”指人的感覺器官；“神”指理性思維能力；而“物”指客觀存在的萬事萬物。由於“行”與“神”均屬於人所具有的屬性，故王夫之所謂的“三相遇”，實際上即是人和物的關係。其所謂“遇”，即肯定認識始於人和物的交互作用之際。這顯然表現了王夫之唯物的反映論傾向。沒有這種接觸，王夫之以為就不可能有認識的發生。並且，在王夫之看來，知識並非是先天固有的，而是產生於後天的實踐中，即人與物的“相遇”之際。用王夫之的話就是“內心合外物以啟覺，心乃生焉”。王夫之的這一學說，是針對程朱“知先行後”說而發的，表現了唯物論的反映論。但嚴格地說，“行先知後”同樣未能正確揭示“知”與“行”的關係。它雖然看到了“行”對於“知”的決定作用，但一先一後之說在實質上是把兩者分割開來，對立起來了。其實知識源於對客觀事物的感覺這個觀念可謂源遠流長。墨家的“知，接也”，即人物相交、相接觸的實踐狀態；荀子的“待天官之當薄其類”，也是說知識源於感官（天官）對萬物的感覺（薄）；宋代的張載更是鮮明地提出了“物交客感”的觀念：“有識有知，物交客感爾。”這裏，無論是接、薄，還是物交客感，其實質都是反映論，都是說知識來源於對客觀事物的感覺，來源於實踐。
（2）“知行合一”與“知行相資”
所謂“知行合一”，就是把“知”與“行”合而為一。最先提出這一命題的是明代的思想家王陽明。王氏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知先行後”說有導致“知行之所以二”（即把兩者對立起來）的缺陷，因而試圖用“知行合一”來診治“知先行後”。他說：“今人卻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不難看出，這是把“知”與“行”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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