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知行合一”呼應的是“知行相資”說，這一學說的創始人是王夫之。王夫之在反對宋明理學唯心主義方麵，實際上是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一方麵以“行先知後”來對抗程朱理學的“知先行後”說；另一方麵以“知行相資”來反對王氏心學的“知行合一”論。他認為，王氏的“知行合一”實質上是“以知為行”或“銷行以歸知”。為醫治此症，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資”說，指出：“知行相資以為用”；“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則知之，亦可雲知行並進而有功。”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知”與“行”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內在聯係。可惜，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王夫之未能把這一思想貫徹到底。他不僅仍然強調知行有先後之分，而且他所說的“行”，不是指社會實踐，而是指封建道德行為。與此相對應，他所說的“知”，不是指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而是指通達封建道德，即“知禮”。這就不可能完成揭示知行關係的曆史任務。
（3）“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
“知易行難”是說致知和力行相比，致知是容易的，而力行是困難的。這一思想，最初見於古文《尚書》之《說命中》：“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易行難”，在理論上屬於“知先行後”說，因為既然“知”是容易的，它必然產生在“行”之先了。事實上，程朱的“知先行後”說正是這一邏輯的演化。
與“知易行難”相對立，是“知難行易”說。這個命題是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孫中山提出來的。他說“古人說：‘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本大總統便要說‘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孫中山之所以要把古人的思想“反過來”，其目的在於對革命黨人進行心理建設。但是，“知難行易”說同樣是把“知”與“行”看作互不相幹的兩個東西，人為地割裂了它們的內在聯係。而且，把“行”看作容易的事，必然導致過低估計革命實踐過程中的客觀困難，產生盲目冒進的惡果。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戰爭多次失敗，不能說與這種理論上的失誤沒有關係。
2.毛澤東對傳統知行思想的繼承與批判
我國曆代哲人都從不同角度探討過知行關係問題，但是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誰都未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本世紀30年代。1937年7月，毛澤東《實踐論》的問世，才使中國哲人探討知行關係問題有了重大突破。從表麵來看，《實踐論》似乎極少引用中國古代哲學命題或格言，但實際上，這部著作運用馬克思主義“知行統一”的原理，對曆代知行觀作了係統的理論反思。可以說這是一種以總結曆代哲人的失誤為切入口，正麵闡明自己的哲學見解的理論創造。毛澤東在書末的結論明確指出：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複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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