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開篇中說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明德就是動天下人心，新民就是動天下之人，兩者完美結合從而達到一種理想的“至善”世界，這就是毛澤東致力一生的追求。毛澤東在畢生的革命的實踐中，以政治家的宏偉魄力建立了豐功偉績，又以思想家敏銳而深邃的洞察力創建了係統的毛澤東思想，這與他對中國傳統的“內聖外王”思想的崇尚是分不開的。
1.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在毛澤東的思想體係中始終貫穿著講求倫理與經世務本的儒家傳統精神，亦即所謂的內聖與外王之道。
儒家的“內聖外王”思想模式源遠流長。孔子以“仁”為立說之本，奠定了儒家“內聖”說的思想根基，奠定了儒家注重向內追求的思想性格。更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並身體力行“內聖”之道，“修己以安百姓”，明確地將內在的道德人格修養同外在的社會事功聯係起來，這實際上已點出“內聖外王”之學的真諦。“亞聖”孟子以“仁心”為“仁政”之本，認為一旦有“仁心”，再將這種“仁心”外現於社會實踐之中，就可以創造出非凡的社會價值，從而實現“仁政”或“外王”的政治理想。故《孟子?公孫醜上》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但就內聖與外王而言，孟子顯然更偏重於內聖一麵，內聖不僅高於外王，而且是外王之本，非內聖者不足以言外王。
宋明以來的理學，沿著孟子的內聖為外王之本的思維模式繼續發展，“學莫大於本末始終。致知格物，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這裏所突出的是以“修身”為內容的倫理本體，其經世目標在對心性修養的精巧分析麵前顯得黯淡無光。
“內聖”之功在二程那裏體現在一個“敬”字上。他們說：“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隻明人理，敬而已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可見無論說理行事，“敬”都是很重要的。照他們自己的解釋，“敬”指經常嚴肅地打點著某種行為的心理狀態。反之，如果不經常嚴肅地打點著某種行為的心理就是不敬。敬，作為一種修身的方法，表現為一種自我約束，一種經常的反思，一種高度的自製能力，一種為存天理可滅人欲的極端狀態。
繼二程之後，陸王心學把“內聖”之學提升到淩駕於一切之上的高度。
陸九淵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在認識上，要了解宇宙的真實麵目，要成就一番事業，並不必向外追求，隻需歸向內省，認識本心，即能獲得有關宇宙的真實知識，從而去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才有可能完成“外王”之功；在道德修養上，必須修養本心，他認為本心是天之所以予我者，在認識上和在道德上最主要的功夫就是自存本心，所以說“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爍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這一連串的幾個“此”字，都指的是本心。陸九淵認為本心就是真理，本心是至善的，本心的自我覺悟，就是道德的自我完成。他認為要做一個聖賢，首先要端正他的立場，所謂“立乎其大者”，立場不穩固，學了知識，也隻能是“借寇兵，資盜糧”，為敵人所利用。反之，立場穩了，不識一字也照樣堂堂地做聖人，即他在關於修養方法的鵝湖之會中，質問朱熹所說的“堯舜讀何書來，但不妨礙其為聖人”。
王守仁承陸九淵之衣缽，提出“心外無物”，並在鎮壓農民起義當中，體驗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結論。認為外物之善惡，乃起於吾人之好惡，即“皆從軀殼上起念”也。因此，要破山中賊，成就世俗的功業，必須破自己心中的惡賊與敵人心中的惡賊。
陸王心學在明朝最後走向極端，隻注重“內心”修煉，把“內聖”與“外王”的道器互補關係淡化，最終導致理學家“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局麵。
為糾此偏，明末清初的許多哲學家開始把宋明以來單純的講心性修養的“內聖”引導到以內聖為手段，以經世致用為目的，建立“外王”事業的踐履哲學。
與朱熹同時代的陳亮在政治上提倡事實事功的功利之學，一反從二程到朱陸以來輕視實際、菲薄事功、空談心性的萎靡風氣。
陳亮認為，熱衷於道德性命之說的人實際上是什麽也不懂的大廢物，因為他們不講求事功效用，不重視技藝才能，卻專門用“盡心知性”、“學道愛人”這一套玄虛的道理來自欺欺人，裝腔作勢以掩飾自己的空疏和無知。陳亮提出了“務實”的口號，強調以“用”（實際應用）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陳亮的事功哲學在與朱熹的“王霸義利之辯”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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