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二程的第四代弟子，朱熹繼承和發揮了二程關於天理與人欲對立不可並存的僧侶主義學說，認為“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死，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他又認為天理是“義”而人欲是“利”，天理與人欲的對立也就是仁義道德同利欲的對立。朱熹把這一套理論運用到曆史觀上，提出“王霸義利”之辨，鼓吹複古主義。他認為，決定曆史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心的好壞，特別是帝王心術的好壞。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心術達到“內聖”狀態，能以“道心”治天下，所以天理流行，社會上一切都是至善的，以王道治天下，最終達到了“外王”效果；漢唐以來的帝王心術隻在利欲上，所以社會曆史長期陷入混亂、黑暗的局麵，是霸道政治。在朱熹看來，曆史的演變是退化的，人們的道德品質愈來愈低，原因就在於三代聖人心傳的道統失傳了，因此，他認為挽救社會危機的辦法隻有從“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修養入手，使危殆的“人心”由危而安，精微的“道心”由隱而顯，恢複道統的統治才能重現三代的王道政治。

    陳亮激烈地反對朱熹複古主義的曆史退化論。他認為“義”與“利或天理”與“人欲”，在人類活動中從來是並存的。所謂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在曆史上也從來是交雜並用的，根本不存在什麽“三代以上”和“漢唐以下”的絕對鴻溝。古今的“賢君”都有他們的功業建樹，區別隻在於有的“做得盡”，有的“做得不盡”，有的成功，有的失敗，而不在於主觀動機上有什麽“義”與“利”、“天理”與“人欲”的絕對差別。在他看來“霸術”既然可以收到驅使天下的功效，那就沒有什麽不好。他說：“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即霸道原是本於王道的，二者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陳亮以“成人之道”對抗朱熹的“醇儒之道”。他崇拜的是像漢高祖、唐太宗這樣“有救時之誌、除亂之功”的“一世英雄”，而反對做一個枯坐冥思、修心養性、以“三代人物”自命的“醇儒”。這已從宋明理學的單純講求“內聖”的心性之學轉向以“內聖”為手段、“外王”為最終目標的事功之學。

    而繼陳亮之後的葉適更是把陳亮的事功哲學功利化。葉適肯定仁、義的重要性，但認為仁、義必須表現在功利上。如果仁、義沒有在功利上表現出來，那麽仁、義就成為沒有實際內容和毫無用處的空話，也就是“內聖”的功夫隻有通過“外王”之事業才能展現出來，隻有成就“外王”事業，“內聖”才有實際的內容，而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觀點，以義抑利，以道抑功，不但沒有功利，同時也喪失了仁義。真正的君子應當“正其誼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顏元就是在“實學”、“實事”、“踐履”中去尋找一條與程朱殊途而同歸的“外王”之路。

    顏元還尖銳地批判了朱熹教人死讀書的害處。他說：“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朱熹把人們引到故紙堆裏去，耗盡精力，結果把人們培養成弱人、病人、無用的人。顏元批判宋、明唯心主義理學空談心性、教人死讀書是“分毫無益於社稷生民”，即對於社會、國家、人民沒有一點好處的“虛學”。顏元針對宋、明理學的“虛學”，鮮明地提出了“實學”的主張。他說：“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他主張人們應當研究兵、農、政事等“經世致用”的“實學”。

    在湖南，這種觀點經過王夫之、魏源、陶澍、賀長齡等曆代相傳，形成了一個既重內聖之道的理學，又重外王之實學的湖湘經世派。他們一方麵以宋儒之學為本，另一方麵，又強調“王道”就在實用功利之學之中。

    2.“內聖外王”之學對毛澤東的影響

    （1）毛澤東早期對“內聖”理想人格的追求

    受儒家正統思想與後來湘學傳統的雙重熏陶，青年毛澤東很自然地承繼了一整套典型的內聖外王式的思想模式。表現在個人的立誌與修身方麵就是對聖賢人格的真誠企盼和執著追求。中國的傳統哲學具有鮮明的倫理化傾向。這種傾向決定了中國古代哲學十分強調主體的人格修養和人格完善。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非常重視“反省內求”的自我道德修養。他主張通過內省“自盡其性，自完其心”，把鑄造完善的人格當作人生的根本目標。1918年，當毛澤東等人成立進步團體“新民學會”時仍然把“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確定為重要宗旨。

    自從走出“鄉關”以後，毛澤東就開始自覺地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視為實踐自己遠大抱負的必由之路。他時常引聖賢之功業以景仰，錄聖賢之警言以自勵。在《講堂錄》以及他早年給師友的一些信函中，那種對儒家聖賢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之情隨處可見。“帝王一代帝王，聖賢百代聖賢”，“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聖賢，德業俱全者；豪傑，歉於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聖賢人格的精神底蘊，是一種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德境界，是立德立功、內聖外王的統一。在聖賢人格的激勵下，青年毛澤東在修學儲能的人生歲月中，在德行高潔的楊昌濟先生的指導下，發憤攻讀倫理學，精心研讀了泡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並留下了14000多字的批語。他抄錄在《講堂錄》中的修身格言，諸如“懶惰萬惡之淵藪也”；“怠惰者生之墳墓也”；“高尚其理想”；“剛字立本之本”；“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恨己則可，恨人則不可”等等，使得我們不由為他當時那種厲行君子之修身之道的真誠和意誌而感佩不已。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