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是以近乎“狂”者的姿態出現的。其人正如其詩，洶湧澎湃。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傳統入世精神使他中流擊水，一往無前，但“中庸”理念又使他時時反省。在1920年6月7日給黎錦熙的信中，毛澤東更是自責道：“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腦子不能入靜，工夫難得持久，改變也很不容易，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嗬！”同年11月，在與羅學瓚討論修養問題時，毛澤東又自我檢討說“我自信我於後三者的錯誤尚少，惟感情一項，頗不能免……日後務必矯正。”在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中庸這種方法的內在領悟與把握，這種把握體現在他長期對自己政治家的理性現實主義與詩人浪漫主義的完美把握上。
綜觀毛澤東一生，他的巨大精神魅力就在於他熔鑄了多重的，有的甚至是相互之間看起來格格不入的性格氣質，奏出了一曲曲扣人心弦、令人神往和困惑的“人格變奏曲”。正如他後來講到的“彈鋼琴”的方法一樣，他把自己的多重性格在“中庸”理念的指導下，奏出了一曲壯麗而浪漫的歌。這種多重的性格正如美國著名的毛澤東傳記作家羅斯?特裏爾所總結的：“毛澤東不是一種，而至少是五種類型的人。他是點燃反抗烈火的農民運動領袖，發起了遍布全國各地的暴動；他是軍事指揮家；是豪放不羈的詩人；他是哲學家，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東方倫理的新形式；他是全球最大的機構中的政治領袖。”而在這多重人格氣質中，最引人入勝的就是政治家的現實主義眼光與詩人浪漫主義激情在他身上的奇特交融。作為一個中國實踐理性精神傳統孕育出來的土生土長的政治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毛澤東始終將自己的政治運作牢牢地紮根於中國現實社會的土壤之中，摒棄了將任何主觀願望、主觀臆見等各種非理性因素摻入現實政治實踐的不良習性。在黨內知識分子領袖群體中他表現出了特有的務實、理智、冷峻的心理素質，極少流露出時而狂熱、時而消沉的情緒跌宕。這種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現實主義、理性主義的精神，正是毛澤東之所以能經受住曆史的考驗和選擇，成為中共有史以來最成熟的政治領袖，並建構出以“實事求是”為靈魂的思想體係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的最重要的內在依據。
但是，恰恰又是毛澤東最富有浪漫主義的激情，從他那如椽巨筆中噴湧出來的詩人與墨客風韻，構織成了一篇篇傾倒幾代人的絢麗辭章。他那瀟灑倜儻、才氣橫溢的詩人氣質，使中外古今政壇上無數的政治家黯然失色。作為詩人，他有的是比平常人更多的纏綿繾綣的兒女情長。他為病逝的母親所作的兩副靈聯：
“疾革尚呼兒，無限關懷，萬端遺恨皆須補；長生新學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處尋？”“春風南岸留輝遠，秋雨韶山灑淚多”，懷念之情讓旁人也潸然淚下。
1923年底，毛澤東辭別愛妻楊開慧，由長沙赴廣州參加中共三大。臨行前以一闕《賀新郎》贈楊開慧：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台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這首感情真摯、胸境寬宏的詞使柳永的《雨霖鈴》也相形見絀。
20年代初，毛澤東還為楊開慧填過一首《虞美人》，同樣呈露出他那一份性情中人的情感底色。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曉來百念皆灰燼，倦極身無憑。一勾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毛澤東對楊開慧鍾情一生，而且越到晚年，懷念之情越是熾熱。他以“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來寄寓他對“霞姑”（楊開慧小名）的綿綿情思，以“我失驕楊”傾訴自己的無限哀思。到晚年，毛澤東更痛言“開慧之死，百身莫贖”，深深表達了這位巨人在那沉著冷靜的政治理性下的另一麵，即婉約纏綿的陰柔之情。
毛澤東是一位富有浪漫氣質的詩人政治家。在詩的王國裏，毛澤東為自己構築了一個空靈的精神世界。這種詩人的激情與政治家的理性完美結合，使他有資格笑傲數代騷客帝王，而這種把握就是得益於他對“中庸”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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