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毛澤東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又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
毛澤東多次闡述過對中國傳統文化要采取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它不僅決定著毛澤東的文化心態和文化選擇，在創造性地開挖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對於我們今天實現中國文化的轉型也有著重要的借鑒與指導意義。但是，問題是複雜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並不是涇渭分明，而是難分難解地糅合在一起的，要區分民主性精華與封建性糟粕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創造性地批判繼承中國古代曆史文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麵臨這個難題。另外，一個民族的文化深深地積澱在這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它不僅反映在顯性的思想理論上，而且也深化到隱性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審美習性等意識層麵，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要完全擺脫傳統文化的負麵影響是不可能的。對此，毛澤東也不例外，也無法超越。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比常人所理解的要複雜得多，豐富得多。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毛澤東對民族曆史文化的某些論述所持的辯證的態度來論證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從而得出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隻有正麵的而無任何負麵影響的結論。這樣就會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無助與研究的深入。
（二）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說的那樣，“哲學家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以往的中國學者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不過是“我注六經”，或者“六經注我”，隻有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兼學者――毛澤東在改造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中國社會開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是毛澤東進行文化選擇和改造的時代條件。廣泛接觸、大量閱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奠定了毛澤東深厚的民族文化修養。長期浸潤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氛圍中，“毛澤東的文化心態、個性品質、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思想理論，無不受著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特質的影響”。這是毛澤東之所以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依據。毛澤東在實踐中對中國曆史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嚐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給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啟迪。
首先，毛澤東是中國近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具有深厚國學功底的毛澤東深受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熏陶，“承繼了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兩大美德：負有使命感和注重實踐理性。”
儒家文化素來具有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傳統，對中國曆代誌士仁人產生了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在毛澤東的身上也體現得十分明顯。青年毛澤東在《講堂錄》中恭恭敬敬地抄錄了宋代大儒張載的一段著名格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最醒目地體現了毛澤東所崇尚的曆史使命感。他也欣賞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並終生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使命。毛澤東的曆史使命意識基本上來自儒家傳統。孟子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這與毛澤東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之情懷一脈相承。
實踐理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質之一，主要體現為一種重現實、重實踐、重事實、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價值取向。它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的主要特征，由來已久，最早以理論形態呈現在先秦的儒、道、法、墨諸家之學說中。實踐理性尤其深受儒家人文主義精神以及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經世思潮的影響。清兵入主中原後，從顧炎武到顏元，許多正統的儒家學者痛心於魏晉玄學以及宋明理學的“清談誤國”，乃力倡“經世致用”之新風。這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強烈回響，亡國滅種的危局呼喚著實學精神。這種精神在青年毛澤東身上也體現得極為明顯，在湖南第一師範就讀期間，毛澤東就立下過“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的誓言，並提出了“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的主張。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針對當時黨內盛行的教條主義現象，毛澤東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振聾發聵的口號，並因此被教條主義者視為“否認理論否認政治的‘狹隘經驗論’”的落後思想，但毛澤東卻堅持認為“這是科學方法論的起碼一點，並不是什麽‘狹隘經驗論’”。後來他提出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的黨的思想路線，正是對中國傳統實踐理性精神的繼承與弘揚。實事求是的學風，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和求實的精神，是實踐理性學術傳統在實行中的積極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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