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在日本確立的華北交涉的最後期限19日之前，日本軍部與政府之間，已經共同確立了武力解決華北問題乃至全麵侵華的政策。雖然中國方麵一再讓步，一再妥協，但是日本侵華的根本政策，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是日本決策層在7月11日決定向華北派兵以後，又一個重大決策。正是這個決策，使日本挑起了全麵侵華戰爭，從而將日本拖入了一場錯誤的戰爭，給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19日的最後期限到了。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喜多誠一找到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程潛，粗野地責問中國政府為什麽反對二十九軍與日方的談判，為什麽違背“何梅協定”派遣中央軍進入河北。喜多誠一還揚言，日本對此非常時局已經有了重大決定，如果中國政府抱著等待日軍撤退中國軍隊再撤退的意思，則局勢必將發生惡化。
對於日本人的“最後通牒”，國民政府采取了低調處理和拖延的態度。19日下午，國民政府外交部派一位名叫董道寧的科長奔赴日本大使館，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中方的備忘錄一方麵拒絕了日方的無理要求，另一方麵對和平仍抱著幻想，向日方建議雙方約定日期，在此日期，雙方準備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撤退回原地。
蔣介石此時也意識到，這種和平的希望不大，還是應該做好軍事準備。蔣介石私下對何應欽說：對日抗戰，主意已定，對共產黨的處置及戰鬥序列，應早注意。18日，蔣介石在給宋哲元和秦德純的電文中說：“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當上海一二八之戰，本於開戰之前已簽和解條約，乃於簽字後八小時仍向我滬軍進攻。此為實際之經驗。特供參考，勿受其欺。”電文顯示，蔣介石對於日本不重信用的理解，是有前車之鑒的。無奈宋哲元不為所動。
在19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寫道：“政府對和戰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為危，我以為安。立意已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倭最後之方劑，惟此一著爾！書告既發，隻有一意應戰，不再作回旋之想爾!”
鑒於事態日益嚴重，國民黨軍事當局開始商討作戰計劃與戰法，並確定了戰鬥序列。22日，第十師、八十三師離開石家莊轉往武強、獻縣一帶集中，二十五師、十七師開抵石家莊集中。22日，蔣介石致電宋哲元，不同意拆除北平城內防禦工事，要求二十九軍“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23日，國民政府宣布“懲治漢奸法”，並準備設置“總動員設計委員會”，同時預定派出大員去石家莊主持工事構築。
在加緊作戰準備的同時，蔣介石又對盧溝橋事變的和平解決，做了最後一次“回旋之想”。23日，在召集軍政大員會商之後，蔣介石認為冀察當局的對日妥協並沒有超出自己期望的界限，於是依照唐生智的提議，追認了冀察當局於11日同日本簽訂的《秦鬆協定》。另外，蔣介石還電令駐日大使許世英晤見日本外相廣田，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解決之願望”，平息中日爭端。
不料日本外務省官員竟然幸災樂禍地回答：“今後為軍人對軍人交涉，非外交當局時期。”在日本法西斯決心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條件下，所有和平解決事變的努力都歸於失敗。平津局勢不可遏止地趨向惡化。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