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的盟友德國法西斯政府，竟然是中國軍火的最大供應商。對於盧溝橋事變，由於德國政府在事前沒有得到來自日本方麵有關中國事件的任何信息，先是感到十分震驚，繼而還附和英美等國，指責日本違背了非戰公約。
7月14日，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會見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認為中日衝突是“極不幸的舉動，希望雙方能和平解決”。萬一事變擴大，德國政府會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
7月20日，德國外交部向駐各國使館、使團發出指示，指示德國必須在遠東衝突中嚴守中立。同時，德國表示為了德國的遠東經濟利益，希望“事變”早日解決。同日，德國外交部指示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德國的地位不允許有任何單方麵的有利於日本的表現。同時，德國還繼續向中國提供大批軍火和輸送軍事顧問。希特勒贈送一批武器給蔣介石的警衛營。德國軍事顧問團參與了華北抗戰計劃的製定。
對於德國支持中國政府的做法，日本決策層很是惱火。日本以不惜退出反共產國際協定相要挾，最終說服希特勒下達了停止對華軍火供應、撤回在華德國顧問等命令。但這些命令仍一度遭到“親華派”占上風的德國軍方和外交部的強烈抵製。
迫於軍方和外交部的壓力，7月20日，戈林給國防部國防經濟處處長托馬斯上校發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繼續與中國的貿易。”對於日方的抗議，德國外交部政治司長魏茨澤克反唇相譏：“不僅日本無權控製或質問德國武器輸華，就連德國政府亦無權阻止私人對華軍售。”牛賴特也表示：“德國武器輸往中國，保持適當之限量。中德經濟之發展，是基於純粹商業基礎，並非經由德日談判所能解決。”
7月28日，德國外交部就在給其駐日大使狄克遜的訓令中明確指出：“日本欲以中國為基地對抗共產主義以履行防共協定，此舉令人無法理解。須知，在第三國領土上對抗共產主義並非防共協定之目標。我們認為，日本的做法實已違反防共協定，因為日本阻礙中國之團結統一，導致了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成長與蔓延，而其最後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懷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獲得德國的支持。”
德國還幾次向中國政府聲明，1936年德日簽署的防共協定並沒有要求德國擔負在中日戰爭中援助日本的義務。一方麵，德國對日本侵華不以為然；另一方麵，德國外交部、國防部、經濟部，都堅決抵製建立親日的遠東政策，企圖維持中德邦交。德國親日派外交官狄克遜曾哀歎：“德國對東亞的同情，最重要的一個特征是對中日兩國厚此薄彼。”“就連在外交部，親華派的人數也壓倒了親日派，而且隨著希特勒和納粹黨與日本關係的不斷推進，前者的人數越是增加。”
據統計，在抗戰的最初幾個月，中國對日作戰的軍火有80％左右來自德國。1937年德國對華出口軍備物資為8278.86萬馬克，占當時中國所得到的整個外援的60％。美國國務院的情報，也證實德國確實是中國進口軍火的最大來源。據1938年7月5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製成的一份《中國輸入軍火備忘錄》統計，自盧溝橋事變以來，各國輸入中國的武器，德國軍火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品種上都占第一位，蘇聯居第二位。公正地說，在英美觀望之際，蘇聯大批援華物資到達之前，德國軍火對中國初期抗戰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作為日本的盟友，希特勒德國為何采取溫和的對華政策？這和德國傳統的親華政策以及中德友好關係有著深刻的關係。在德國，親華派一直很有勢力。1933年，德國的考茨少校和威伯爾中尉在後方坐鎮指揮張學良的部隊與日本關東軍作戰。1935年，德國在華軍事顧問隊伍已經達到70人。德國顧問團幾年中為中國訓練了30萬中央軍，成為日後抗戰的重要力量。1936年，德國幫助蔣介石政府製定了《中國工業發展三年計劃》，打算在華南和華中建立新的經濟中心，以建立工業基礎和為抵禦日軍入侵做好充分準備。為了籌措實現該計劃的建設資金，中德簽署秘密的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方貨物信用借款1億馬克。中方將在隨後五年中每年購買2000萬馬克金額的德國軍火和機器，在十年內用各種農礦產品歸還，每年為1000萬馬克。中國的軍火供應也基本依賴德國，1936年中國從德國訂購軍火占中國進口軍火總額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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