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要比蔣介石嚴重得多。基於對時局的理解，毛澤東意識到，中日之戰已經不可避免。
7月13日，毛澤東出席延安共產黨員與機關工作人員緊急會議。他號召每一位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準備隨時到抗戰前線去。毛澤東還致電葉劍英，中央決定先派4000人開赴華北，主力改編後出發。
7月13日，毛澤東為抗戰方略題詞：“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保衛全國，同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打到底，這是今日對日作戰的總方針。各方麵的動員努力，這是達到此方針的方法。一切動搖遊移和消極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這個題詞，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抗戰的無比決心，與蔣介石的“兩手準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毛澤東已決定抗日到底，準備把紅軍主力開到前線去打日本人。紅軍在十天之內準備完畢，待命出發。7月14日，毛澤東還讓葉劍英通過西安國民黨當局告訴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毛澤東告訴在兩廣的張雲逸，為了抗日大業，中共準備承認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
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對於盧溝橋事變的深遠影響的看法，顯然高出蔣介石和國民黨一籌。7月7日盧溝橋事件發生後，連宋哲元等二十九軍高級將領，都對日本人的企圖霧裏看花。那時，整個局勢會怎樣發展，還不十分明朗。這以前，日本在華北曾多次製造過地方性的武裝挑釁事件。盧溝橋所發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還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發動全麵軍事進攻的開始，許多人一時還不能看得那麽清楚。
毛澤東等中共高層人物，卻已清楚地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危急時刻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立刻作出判斷：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隻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惟一出路，必須立刻旗幟鮮明地喊出這個口號。
7月8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剛剛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這是中國共產黨根據曆史發展進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號。這個口號成了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中國共產黨如果不能及時地提出這種具體目標，是談不上政治領導的。
國民黨政府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麵前，鑒於自身的統治已麵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也在進行抵抗侵略的準備。但他們沒有完全放棄對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盧溝橋事變限製在“地方事件”的範圍內。他們對共產黨的疑忌太深了，在國共合作的談判中不斷橫生枝節，使談判遲遲不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當時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蕭勁光回憶道：“國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黨與國民黨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具體問題的談判卻遲遲沒有結果。我們在延安的同誌都如坐針氈，焦慮萬分。”
麵對這種複雜的局勢，毛澤東始終保持著沉著冷靜的態度，進行總攬全局的考慮和部署。7月14日，他在內部發出指示，提出當前工作的總方針。這個總方針包括兩個方麵：“此時各方任務，在一麵促成蔣氏建立全國抗戰之最後決心（此點恐尚有問題）；一麵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並同南京一道去做。”“蓋此時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及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之關頭，故我們及各方做法，必須適合於上述之總方針。”
毛澤東深知，要促成蔣介石下定全國抗戰的最後決心，單靠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推動社會各方麵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國造成一種聲勢。毛澤東指定南漢宸，以毛澤東及紅軍代表的名義同華北當局及各界領袖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辦法。他自己在7月14日至20日間四次寫信或致電給閻錫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張雲逸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讚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他還和張聞天一起致電葉劍英：“請答複救國會及各方：他們要求各事，我們都同意，並且正在做。請他們努力在外麵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惟有全國團結，才能戰勝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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