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介石看來，外交抗議是必要的。7月8日下午，國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駐華大使館口頭提出嚴重抗議。可是，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卻在7月6日由南京去上海轉青島到天津去了。日本外相電告川越茂，已發生盧溝橋事變，命川越茂速回南京。川越茂在天津逗留不回，外相無法，隻得任命在返國述職途中的漢口總領事三浦義秋為返任督促使，去督促川越茂返任。
7月9日，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再度赴日本駐華大使館，向一名參事重申口頭抗議，陳介正告曰：“根據我方所接獲的報告，盧溝橋事件其責並不在我，顯係日軍挑釁，特嚴重抗議，並且聲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關係已臻重要關頭，不容再趨惡化，貴方應立電華北駐屯軍，速即製止一切軍事行動，並與冀察當局速據正確事實，力謀和平解決，藉免事態擴大！”日方參事虛與委蛇，強調日方並無意使事件擴大，並答允立即通知華北駐屯軍，製止軍事行動。
國民政府加緊了外交交涉的力度。7月9日下午3時，外交部長王寵惠由上海飛抵南京。翌日，王寵惠向日本大使館發出了口氣比較強硬的書麵抗議，要求日軍立即撤回原防。11日，外交部發言人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事件真相，斥責日本侵略。
日本既然已經不惜開戰，自然對於中國外交方麵的抗議不會在意。日本方麵不但置之不理，反而發表反聲明，指稱中國方麵“非法炮擊及排日侮日”，要求中國政府道歉和“迅速反省”。11日，日本駐南京大使館奉東京訓令向中國政府提出，盧溝橋事變係“地方事件”，日方直接與華北地方當局交涉，不希望中國政府過問，企圖排斥中國政府對事變的處置權。
盧溝橋係中國領土，與日本的交涉屬於外交事件，怎能交由地方政府辦理？針對日方“現地解決”的陰謀，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此次議定或將來待成立之任何諒解或協定，須經中國政府核準方為有效。”同日，外交部派遣楊開甲、孫丹林為特派員，前往北平，協助冀察當局對日交涉。其後，外交部又多次與日本方麵交涉，但均未取得任何結果。一係列外交交涉行動，均以失敗而告終。
蔣介石的妥協願望隻是一廂情願。當時日本的近衛內閣不僅完全讚同配合日本軍閥行動，而且發表比軍部更強硬的論調。據重光葵的回憶稱：“近衛內閣鑒於九一八事變，政府被軍部拖著走，成了關東軍的尾巴。所以這次趕在軍部前麵，竟發表比軍部更強硬的論調的這種情況，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蔣介石企求和平苟安的打算因此處處碰壁。”
公開的外交途徑不能奏效，蔣介石便借助秘密的謀和渠道。這就是與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會理事長、曾任上海總領事的船津辰一郎的秘密和談。船津受日本首相近衛文的委托，於8月7日抵達上海，準備和南京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進行秘密和談。
船津此行，雖是私人身份，但其所攜條件都經過官方討論，主要是擴大華北非武裝地帶，取締排日，降低對日關稅，承認偽滿和共同防共等。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聞訊也主動前來參與其事。8月9日晚，雙方舉行第一次會談。但正好這天日軍在上海又挑起事端，發生所謂“虹橋事件”。8月13日，上海抗戰爆發。秘密和談遂告中斷。
從七七事變到八一三上海抗戰這一段時間內，蔣介石一度猶豫不定，對和平抱有很大希望，結果軍事上坐失良機，致使日本得以從容調遣軍隊，在輕易占領華北後，於8月13日挑起上海戰火，迫使中國軍隊在不利的條件下倉促應戰。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