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穀光瑞擔任東本願寺派法主期間，也正是日本軍政要人疾呼“西進”時期。其弟大穀尊由1937年擔任近衛內閣的拓務大臣後，大穀光瑞感到了幾分榮幸，更加積極活動，穿針引線，經常來往於中國大陸、台灣及南洋各地。
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駐北平武官助理的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寫道：大穀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滿洲、台灣、中國、馬來亞、爪哇等地進行周期性的巡回旅行。他對日本的對外發展政策，具有透徹的見解。中日戰爭爆發後，大穀光瑞擔任了大東亞建設審議會委員，同時就任近衛內閣的參議、顧問。在日本戰敗的1945年8月15日，他滯留大連，直到1947年才回到日本。
像東條英機等戰俘在戰後受到了國際法庭的審判，而大光穀瑞這樣披著宗教外衣的戰爭幫凶，卻安然無恙。不知道這是不是這場引人注目的國際審判的一個遺憾。
1936年二?二六政變之後，日本政局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廣田弘毅、林銑十郎兩屆內閣，皆以短命而告終。1937年6月4日，被日本國民認為具有新鮮的魅力而寄予希望的“青年宰相”近衛文，經過短暫的猶抱琵琶半遮麵之後，終於沐猴而冠，登上了日本最高政治舞台。
近衛文上任後，日本政府這條“萬噸巨輪”，急速“右”轉。
6月26日，大穀光瑞正是聽說北平有爆發不測事件的可能，故急來到北平打探消息。
大穀光瑞到達北京的翌日，即邀請今井武夫到六國飯店密談。
寒暄一陣之後，雙方即進入正題。
大穀光瑞顯得憂心忡忡：日華兩國的關係一年比一年險惡，長年糾纏，不得解決。我總希望能有些什麽辦法來打開這些險惡的局麵，現在幸好成立了近衛內閣。近衛家，自從上一代的霞山公以來，比任何人都更關心大陸，作為一個關心中國的人來說，那是有深遠的來由的：自從近衛當家以後，在他身邊又增加了新的大陸問題研究家，他的手下也就有了一個網羅了所謂新舊中國通的智囊團。因此，我想，如果日本政府有意要改變日華關係的話，除了現內閣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說到這裏，大穀光瑞臉上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這次，我的弟弟尊由入閣擔任拓務大臣，我認為這才是實現我的願望的好機會。我這次來到此地旅行，也無非是想對國策有所貢獻而已！
大穀光瑞以一種謙遜的口吻問：不知道金井先生有何高見？
今井武夫吐了煙圈後，徐徐地分析了今春以來北平的形勢，說明當地中國人的群眾運動的險惡形勢。今井武夫分析道：對這種事態放任不管的話，發展下去必然有爆發不幸事件的可能，日本駐軍早已不耐煩了，欲有所動作。如果日本真的想避免發生這種情況，那麽，對現行的日本對華政策，特別是對在華北過急地提出經濟權益的要求，實有重新加以考慮的必要。
大穀光瑞聽後十分著急，認為駐華日軍的這種謀略，完全違背和幹擾了日本中央統帥部的意圖，說：武官先生無論如何回去一趟，把剛才提到的意見向內閣總理大臣議及所有的閣員講一講。具體由我來安排。
大穀光瑞就這樣立刻離開北平，遂匆匆經由通州和青島回國。
當大穀光瑞到達東京向陸相鬆山報告時，正好是戰爭爆發的7月7日。
這難道是曆史的一種巧合嗎？
就在大穀光瑞剛剛回國之時，陸軍省軍事課高級課員岡本清福中佐，也被參謀本部第一作戰部部長兼陸軍省軍事課長石原莞爾派來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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