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穀光瑞擔任東本願寺派法主期間,也正是日本軍政要人疾呼“西進”時期。其弟大穀尊由1937年擔任近衛內閣的拓務大臣後,大穀光瑞感到了幾分榮幸,更加積極活動,穿針引線,經常來往於中國大陸、台灣及南洋各地。

    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駐北平武官助理的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寫道:大穀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滿洲、台灣、中國、馬來亞、爪哇等地進行周期性的巡回旅行。他對日本的對外發展政策,具有透徹的見解。中日戰爭爆發後,大穀光瑞擔任了大東亞建設審議會委員,同時就任近衛內閣的參議、顧問。在日本戰敗的1945年8月15日,他滯留大連,直到1947年才回到日本。

    像東條英機等戰俘在戰後受到了國際法庭的審判,而大光穀瑞這樣披著宗教外衣的戰爭幫凶,卻安然無恙。不知道這是不是這場引人注目的國際審判的一個遺憾。

    1936年二?二六政變之後,日本政局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廣田弘毅、林銑十郎兩屆內閣,皆以短命而告終。1937年6月4日,被日本國民認為具有新鮮的魅力而寄予希望的“青年宰相”近衛文,經過短暫的猶抱琵琶半遮麵之後,終於沐猴而冠,登上了日本最高政治舞台。

    近衛文上任後,日本政府這條“萬噸巨輪”,急速“右”轉。

    6月26日,大穀光瑞正是聽說北平有爆發不測事件的可能,故急來到北平打探消息。

    大穀光瑞到達北京的翌日,即邀請今井武夫到六國飯店密談。

    寒暄一陣之後,雙方即進入正題。

    大穀光瑞顯得憂心忡忡:日華兩國的關係一年比一年險惡,長年糾纏,不得解決。我總希望能有些什麽辦法來打開這些險惡的局麵,現在幸好成立了近衛內閣。近衛家,自從上一代的霞山公以來,比任何人都更關心大陸,作為一個關心中國的人來說,那是有深遠的來由的:自從近衛當家以後,在他身邊又增加了新的大陸問題研究家,他的手下也就有了一個網羅了所謂新舊中國通的智囊團。因此,我想,如果日本政府有意要改變日華關係的話,除了現內閣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說到這裏,大穀光瑞臉上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這次,我的弟弟尊由入閣擔任拓務大臣,我認為這才是實現我的願望的好機會。我這次來到此地旅行,也無非是想對國策有所貢獻而已!

    大穀光瑞以一種謙遜的口吻問:不知道金井先生有何高見?

    今井武夫吐了煙圈後,徐徐地分析了今春以來北平的形勢,說明當地中國人的群眾運動的險惡形勢。今井武夫分析道:對這種事態放任不管的話,發展下去必然有爆發不幸事件的可能,日本駐軍早已不耐煩了,欲有所動作。如果日本真的想避免發生這種情況,那麽,對現行的日本對華政策,特別是對在華北過急地提出經濟權益的要求,實有重新加以考慮的必要。

    大穀光瑞聽後十分著急,認為駐華日軍的這種謀略,完全違背和幹擾了日本中央統帥部的意圖,說:武官先生無論如何回去一趟,把剛才提到的意見向內閣總理大臣議及所有的閣員講一講。具體由我來安排。

    大穀光瑞就這樣立刻離開北平,遂匆匆經由通州和青島回國。

    當大穀光瑞到達東京向陸相鬆山報告時,正好是戰爭爆發的7月7日。

    這難道是曆史的一種巧合嗎?

    就在大穀光瑞剛剛回國之時,陸軍省軍事課高級課員岡本清福中佐,也被參謀本部第一作戰部部長兼陸軍省軍事課長石原莞爾派來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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