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本願寺的興建，有著一段傳奇的曆史。寺中走廊陳列著“毛綱”，是當時建築寺院時，為搬運建築用材，因欠缺繩索，女性信徒乃將美麗象征的長發捐出，將其編織成為粗大繩索，以作為搬運建材之用。毛綱直徑40公分，長110公尺，重一噸，堪稱當代一絕。
明治維新後，日本佛教勢力日益擴張，在政府的支持下介入政治，大有政教合一的趨勢。淨土真宗在明治時期，就為日本帝國進行中日甲午戰爭以及日俄戰爭效勞。日本淨土真宗的創教人親鸞，他宣揚隻要口誦“南無阿彌陀佛”的念佛，就能到“淨土”往生，但往生或不往生在於“信”，隻要對阿彌陀佛有信心，這人就可以往生成佛了。日本淨土真宗的主要派係，有西本願寺的本派和東本願寺的大穀派。這些佛教的宗派，在明治政府發動甲午戰爭前後，都從事對日軍的慰問和布教活動。
不甘寂寞的日本佛教，也希望在日本的對外戰爭中有一番作為。對於向中國大陸的布教活動，東本願寺的大穀派比西本院寺的本派更積極，急不可耐。東本院寺的長老石川舜台，在明治初年即向真宗大穀派第二十二代法主大穀光瑩倡議，要盡早在中國大陸開展布教活動。其布教的動機，固然說是為宗教上的信念，但這些口頌佛經的和尚們的胸中，也附和帝國政府的野心。他們懷抱著日本要向東亞雄飛的“大誌”，決心先教化中國和朝鮮的民心，以使中朝兩國的芸芸眾生，都聽命於日本僧人的說教。
明治維新開始不久，1873年，大穀光瑩法主即派東本願寺僧侶小栗棲香頂和穀了然等人，遠赴中國大陸探路，為東本願寺日後在上海以及中國其他地方開設布教所或學堂打前哨。
經過一番籌備，1876年，日本侵略軍向朝鮮投石問路的同年，東本願寺首先來到中國最大的都市——上海，在虹口河南路設立了“東本願寺上海別院”。上海，成為日本佛教界在中國“開拓疆土”這趟列車的始發站。
而日本佛教其他各宗各派，也蜂擁而來，紛紛登陸中國這片他們心中的“樂土”。他們在中國各地建立宗教機構，積極推行日本佛教獨有的教義。日本僧人改造了日本佛教，使其為武士道教精神麻醉的軍人政府服務。東、西本願寺派在華開教的基本目的，便是所謂的“使中華歸我真宗”，野心可見一斑。
到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為止，東本願寺已經在華設立了幾百個宗教機構，中國各地布滿了各類傳教所。這些日本在華佛教機構積極配合日本的軍事侵略，幫助在華日軍與日僑打擊中國人。如上海的“日本東本願寺上海別院”，無論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1932年的一二八戰役，還是在1937年以後的日本全麵侵華戰爭中，都積極參與支持與慰問在華日軍，多次到停泊在吳淞口的日本海軍第3艦隊上去做慰問道場，甘作法西斯的幫凶。
大穀光瑞何許人也？他是淨土真宗本派第二十三代法主。20世紀初日俄戰爭之際，日本佛教界積極為戰爭效勞。大穀光瑞為了戰爭需要在東本願寺設置了“臨時部”，命其弟大穀光朋以及其他許多僧侶擔任軍隊的布教師，從事對日本軍隊的慰問、布教和葬儀工作。
大穀光瑞本人，也是位不甘寂寞的僧人。在義和團事件發生之前的1899年，他便遠赴中國西北敦煌石窟等地，取得中國佛教至寶《貝葉經》。義和團事件後的1902年，他率領西本願寺留學僧，組織西域和印度探險隊，調查印度佛跡，總共為三次西域探險隊的教團事業出資而負債數百萬日元。他以佛教為基柱的國家主義思想，為昭和時期日本帝國侵略亞洲的政策製造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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