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便是盜賊，惡習便是殺人犯。

    ——雨果《悲慘世界》

    我曾做過小偷。那是五歲的時候，我去鄰居家玩，看到了一隻玩具青蛙，上發條後可以跳動。我倒不是對它的跳動產生了興趣，而是被它身上那層鋥亮的綠色給震撼了，覺得好漂亮。趁大人沒注意，我便把青蛙塞進口袋裏，帶回了家。但是，我又不敢拿出來玩，白天害怕被大人發現，到了晚上能拿出來時，又看不到那耀眼的綠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隻青蛙就被我藏在一個木箱中。慢慢地，我也就忘了。直到前幾年，老家拆遷，我回去幫忙搬家，竟然在木箱裏找到了它。時光已過去了二十多年，青蛙一點兒沒有蒼老，背上的綠色依然鋥亮。而它的主人，那家鄰居卻不知搬到哪裏去了。

    我想說的是，在我偷東西的那一刻，我能意識到這個行為是不好的，否則我也不會藏著掖著。但我還是太喜歡那個東西了，最終沒有忍住。後來，在和朋友們聊天的時候，我發現幾乎每個人小時候都幹過偷東西的事，有偷零食的，有偷玩具的，也有偷書的……回憶這些事的時候，大家並沒有多少內疚，反而感到有幾分好玩。

    在生活中，當我們說起小偷的時候，無不咬牙切齒，尤其是手機或錢包曾被偷過的人，對小偷更是恨之入骨。這樣看來，偷東西這個行為是有層次分別的。如果是偶爾為之，並沒有對別人造成過傷害，那就似乎尚可原諒；如果把偷東西作為職業，作為生存的一種手段，那就成了犯罪行為。

    這隻是我作為旁觀者的想法，那些真正的小偷，他們的內心要複雜得多。

    指尖的芭蕾

    偷有一個同義詞“盜”，都是用不正當的手段將別人的東西竊為己有，但給人的感覺是，盜要比偷高級，有“汪洋大盜”，沒有“汪洋大偷”。盜有時候還會和劫富濟貧聯係在一起，帶點兒正義的含量，叫作“盜亦有道”，但不說“偷亦有道”。

    不過，小偷可沒覺得自己偷東西是低級的，比起那些做大案、劫大寶的人，他們覺得自己近身冒險，於電光石火間將“客人”的東西轉移到自己身上，更像是一門純正的手藝。

    羅伯特·布列鬆的電影《扒手》中的米歇爾就是如此，他本是一個知識分子，崇拜尼采的超人意誌學說。某一天，在賽馬場上，他被一個小偷精妙地偷東西的情景迷住了。此後，他也開始偷東西，並且發明了一套理論，認為偷竊是解決社會分配不均問題的行為。

    布列鬆創作本片的靈感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書中講述一個讀書人受尼采學說的影響，殺死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尼采的一聲“上帝死了”，宣告了理性時代的終結，人類從上帝的束縛中掙脫出來，獲得了絕對的自由。當這種學說落實到生活中時，便讓很多人陷入了虛無之中。靈魂獲得了自由，不代表生存就能獲得自由，米歇爾之所以認為偷東西是正當的，就是因為混同了思想與行為的界限。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