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麵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麵前，這個人就是我。
——盧梭《懺悔錄》
上學的時候，哪一種同學最讓人討厭呢？沒錯，當然是打小報告的。我就曾受過傷害。有一次上自習課，我偷偷在座位下看金庸的，正看到尹誌平要非禮小龍女，心中萬分緊張，萬分悲愴。不過，更悲痛的事降臨到了我的頭上——老師偷偷從後門進來，收走了我的書。我隻好自認倒黴。
但是，我後來聽說老師並不是偶然進來的，而是因為課代表去辦公室交作業時，報告了教室裏的情況。更加令人悲痛的是，這位課代表是個女生，長得清麗，聞起來芬芳，笑起來像早晨的陽光，是我暗戀已久的對象。那一刻，我對異性產生了幻滅感。
然而，在我們心中是告密者、叛徒的同學，到了老師眼裏卻是懂規矩的好學生。所以，是不是叛徒和立場有很大關係。
敵人向我們告密是善舉，我們向敵人告密便是惡行，這就是叛徒定義的悖論。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預先設定一個“語境”，確定一個善的標準，比如革命、友情、愛情、恩情等方麵，如果違背了個中原則，那便是叛徒。而黑幫分子、犯罪嫌疑人、狐朋狗友等都是邪惡的一方，他們的告密不算是背叛，而是棄暗投明。
不過，我們常常在道義上認可一些人的告密行為，同時又在道德上譴責他們，告密者就這樣成了風箱裏的老鼠。
死亡的救贖
告密是一個陰暗的行為，在陰暗出現之前，天總是光明的，氣氛也是溫暖的，正如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自從這幅畫作出名，猶大就成了告密者的代言人，背叛者的形象被牢牢釘在那張餐桌上。電影在創作時，也常常以這個經典的場景來暗示告密的發生。
程耳的《邊境風雲》的結尾兩次刻意渲染一家人吃晚餐的景象。孫紅雷飾演的毒梟和王珞丹飾演的小安在桌邊相對而坐，小安的父親端著一盆湯從廚房裏走出來。這本是一個溫馨的場麵，但是第二天，當毒梟跑路時，在機場被警察逮捕了，告密者正是小安的父親。
影片中毒梟的形象處於灰色的曖昧地段，他是一個大毒販，也是一個劫持人質的犯罪分子，同時又是一個癡情人，深愛著從小女孩長成大姑娘的小安，以至於到了最後，他甘願拋棄一切事業，和愛人共度餘生。他對愛的真誠遮掩了他曾經的罪惡生活，也得到了觀眾的同情。
但是在法律上，贖罪行為不能通過自我來實現，罪犯必須接受正義的審判。這時，小安的存在串聯了兩個男人的痛苦，也導致了他們不同的命運走向。毒梟為了讓小安過上穩定的生活，必須做最後一次買賣；而父親為了使自己的女兒脫離罪惡，就得向警察告密。
機場上，中槍後的毒梟拉著小安父親的手，眼神裏滿是困惑，不知道他為什麽要害自己，同時又像是獲得了解脫，因為他用自己的死償還了多年前擄走小安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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