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政治、軍事、外交思想，還是洋務、經濟思想，左宗棠無不與時俱進，走在時人的前列。政治通明，是為民利；軍事精武，是為護國；外交獨立，是為國威；洋務興盛，是為富強；經濟發達，是為變革。而文化傳承，是為致用；教育興造，是為實用。也就是說，左宗棠的文化教育觀，都是為了經世致用，奉獻國家，而非單為科名利祿。
對於我國的傳統文化，左宗棠是敬畏有加。他生於耕讀世家，祖父、父親和兄長都曾做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教師，他自己也做過山長、開過私塾，從小受教和傳授子弟的都是傳統儒學，因此對儒學推崇甚矣，一生都在“納軌躬儒行”。不過，他所推崇的儒學，是宋代的程朱理學，而非當時流行的所謂漢學。於左宗棠而言，清廷推行的漢學，主要是服務於科舉考試，功用於考證、訓詁、書數等無用功上，於世並無實際作用，倒不如“恪以程朱為宗”，窮究孔孟真理，以窮經致用，傳道報國。程朱理學教人修身養性，同時也教人“通經致用”，這正符合左宗棠所需。一來左宗棠性傲，他曾在青年時期特別注意靜養和少言的修性之法；二來左宗棠從小受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學教養，“窮經以致用”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因此，左宗棠服膺於程朱理學，態度虔誠至極。
程朱理學自入清朝以來就備受非議，這主要是因為它其中蘊含的某些義理實難讓人接受，更不利於攫取功名利祿。比如，程朱理學強調天理勝於人欲，為此可以“存天理而滅人欲”。教人們放棄種種欲望，懂得忍、舍、棄，正好符合統治者的需求。民無所求，聽命於帝，封建統治就可以長穩安生。這種學說在宋、元、明三代極為盛行，但到了清朝已幾無所存。左宗棠暢此道，根本還是為清廷統治服務的。言下之意，臣民都要服從於封建帝製，因為那是天命使然，不可違抗，即便天命有損於民，也隻能堅忍消受。從這也可以看出，左宗棠在太平天國起義期間，一直猶豫不決而後毅然選擇加入清廷消滅太平軍的行列，固然有其同情起義者的一麵，但更重要的是他打心底裏不讚同起義造反，因為造反就是違抗天命。而他對於民利所提出的一係列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設想，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確保君與民的關係，維護清廷的統治。也就是說，左宗棠以程朱理學為宗的文化觀，根本上是服務於封建統治這一政治基礎的。
在這一基礎和前提下，左宗棠丟棄漢學以考訂文字為主的迂腐觀，講求經世致用。文以載道，學以致用，這道，就是維護封建統治，而這用，就是實務護道。說到底，就是把所需義理用在鞏固清廷統治，平滅叛亂，驅除外侮，自強求富上。左宗棠的一生，正是如此做的。“儒術策治安”，讀經世之書，明白事物原本的道理，則於農學、醫學和百工技藝皆可一通百通，而不至於隻是停留在文字考證上，卻於生活、實務百無一用。“百無一用是書生”，講的就是那種隻會死讀書，以之為功名敲門磚的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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