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後葉，晚清已顯出搖搖欲墜之狀，內亂雖然漸漸平複，但是清廷也為此元氣大耗。與此同時，英、法、美、俄、德、日、意等諸國越洋東來，趁火打劫，一個個張開血盆大口，貪婪地肆虐中華大地，索地索財索主權，意圖使中國也成為它們海外的殖民地，任由其為所欲為。而在此刻，如左宗棠等一群愛國誌士看到中國積弱積貧受盡欺侮的境況，痛心之餘想方設法要求強求富，力圖一挽狂瀾，複興中華。他們的努力，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而頗有成效的洋務運動，使頹喪的晚清在即將滅亡前回光返照，煥發出不一樣的生機。而在這場意蘊悲沉的運動中，左宗棠作為開創者之一，他的洋務思想對於推動洋務運動，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首先，左宗棠深為中國積弱的現狀感到擔憂，而這種擔憂，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就埋於心底。英國可以憑借幾艘戰艇把清廷打得心驚膽戰並屢屢得勝，逼迫清廷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左宗棠對如此蔑視中國的行徑感到憤懣不可言。但是，他在悲憤的同時又很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之所以受到洋人此般輕視，根源還在於國家的貧弱不堪一擊和自大自滿。清廷的自大，在於看不到世界的變化，妄自尊大，而且把他國他族視為夷狄蠻族。這一點，從中外“夷”字之爭中就可體現出來。
曆來中國多稱其周邊屬國為夷或狄，以示他國他族的蠻橫落後與自己的文明先進。然而，19世紀的外國可不接受這種以為有損國威的看法，英國就對此多次聲明不準再用夷字。弱肉強食，當中國已不再處於領先地位，就隻有被人淩辱而沒有輕視別人的份兒了。英國等諸國可以隨意欺淩中國，越洋遠來我國勒索敲詐和破壞，卻還要假裝義正詞嚴講究平等和國家尊嚴，這其實是何等可笑的事情。這就相當於法國大文豪雨果所說的，強盜來到了富人家中，卻以主人自居，掠得富人家的一切，包括其尊嚴。清廷與英國口舌爭論這一個夷字，表麵貌似要奪回尊嚴，其實不過是不敢承認、不想承認自己不再是天朝上國的地位的事實罷了。與尊嚴其實無關，因為尊嚴早就被他們的賣國行徑丟光了，他們在乎的隻是一個虛名，自欺欺人的稱呼而已。
而真正在乎尊嚴，想要奪回尊嚴的，左宗棠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他不稱外國為夷，因為他接受外國的確並非中國的屬國，而國力之富強，也遠非當時的中國所能比擬的事實。其次，他知道真正奪回尊嚴的方法並不是要在字麵上勝過對方，以為用帶有貶義、輕視字眼稱呼它們就是有尊嚴有臉麵的事情。相反，一個有修養的國家和民族，是懂得尊重對手的國家和民族。尊重他人即尊重自己，這也許是晚清遭受他國輕蔑的一個因素之一。因此，在左宗棠有著外患意識的時候，他便以“洋事”來稱呼與外國打交道的一切事務。而洋務，是在19世紀60年代後興起的一場運動，不單指外交諸事，更包括了或說主要就是指學習西方技術和製造西式器械的事務。
“師夷長技以製夷”，左宗棠沿襲魏源的思想，首先開辦軍工企業，學習製造西方的先進器械和運輸工具，比如槍、彈、炮、船等，作為自強之法。時人馮桂芬著有《校邠廬抗議》，他更明確地說出洋務的目的就是“得西人之要領而驅之”。可見，洋務運動處於學習西方器具的階段，有識之士都認識到西方堅船利炮的厲害和重要性，覺得西方之所以崛起就在於器具的先進。而後在踐行了洋務運動30年而仍舊不能達成所願之後，有誌之士才紛紛又轉向製度、文化方麵的探討，而致使20世紀初期，形成了一股反帝、反傳統文化的大潮，革新之盛，古今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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